一、数千枚竹简和近百版木简，使许多古代文献在2000年后重新重见天日，这是我国竹简发现史上的又一重大发现，也是江西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从目前实验室对竹简的初步清理和保护来看，其内容包括丧赋、论语、易经、礼记、医书、五色和食胜等。其中描写墓葬的文字出现在《悼亡赋》中。《易经》的经文首先解释了卦名的含义，然后接下来从《易经》中选取的内容与《易经》相似。虽然在顺序上与传世《易经》相同，但在内容上却与传世《易经》大相径庭。医书的内容与养生和室内练习有关。它在马王堆帛书《天下最佳之道》所记载的“八道”上加上“虚”和“实”，成为“十道”。“五色食胜”的描述是，五色代表相应的食物，与“五行”相互关联的内容相似。木简包括签、戏简，属于派遣范畴。标志是贴在竹筏或漆盒上的标签，上面写着集装箱的号码、货物的名称和数量等。奏章是墓主写给皇帝和皇太后的奏章的副本。
其次，出土的全套乐器，包括两编钟、一编钟、琴、瑟、排箫、笙和三十六件带乐器的木俑，生动再现了西汉列侯的音乐制度。特别是两个编钟、一个编钟和三十六个词曲人物，表明汉代在乐舞方面继承了“王侯之挂”(三面王侯，缺北面，形似战车，称为“之挂”)和“六女”(三十六人)的制度。
第三，车马坑出土的五辆实用轿车和二十匹马，隧道出土的两辆三马双轴彩绘木偶车，隧道东西两侧出土的一批木偶车马和礼仪木俑，都反映了西汉列侯的马车和出行制度。特别是有两辆木偶车，一辆是金车，配有实用的青铜珐琅和四个青铜钹，另一辆是带鼓的鼓车。这种“金车与鼓车并用”的组合，对西汉列侯的车与出行制度做了全新的解读，而这种出行制度可能与先秦时期的军乐有关。
第四，大量出土的青铜器、漆陶酒器、厨具，特别是刻有“昌邑食官”、“吉田”字样的青铜鼎、灯，反映了西汉时期的“食官”制度、饮食文化和“重农”的祭祀制度。
第五，出土的10余吨、约200万枚五铢钱币，体现了西汉的“直捐”制度。
第六，出土马蹄金、林芝金、金饼、金盘378件，是我国汉墓考古史上最完整、最集中的发现。38块马蹄金、林芝金、金饼分别出现在主棺西室的北面和主棺内外棺之间的南面，而20块金板只出现在主棺内外棺之间的南面。主篮室西室北面，有马蹄金、林芝金各一箱，其中马蹄金15枚，林芝金10枚；两盒金饼，分别是88块和99块，另外两盒金饼；主棺内外棺之间南有马蹄金33枚，林芝金15枚，金饼96枚。马蹄金和林芝金是西汉皇帝“谢祥瑞”送给诸侯的纪念品。它们采用花丝镶嵌等精金工艺制成，有的分别有“上”、“中”、“下”三个大字，有的镶嵌玻璃(玻璃)。金饼和金盘都是具有储藏功能的硬通货。作为墓主生前的储备金，它们与西汉每年八月的王伐郡、侯免国的鎏金制度有关，当时王公王公都是按照封建国家的人口献金祭祀的。
第七，有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如车马、乐器、龙形帘钩、博山炉、连枝灯、野鱼灯、鼎、染炉、“火锅”、“蒸馏器”、铜镜、青铜镇等。玉器，如雕龙、雕虎、雕凤、玉饰、玉环、玉剑、玉佩、玉带钩、玉耳杯、玉玺等。宝石，如玛瑙、绿松石、琥珀等。；精美的漆器，如孔子及其弟子的画像、漆屏、围棋盘、耳杯、银边漆盘、贴金漆棺、漆瓶、镶嵌玉石和玛瑙的箱子等。；都展现了西汉手工业高超的工艺水平，再现了西汉高级贵族的奢华生活，是西汉“死如其生”的典型标本。特别是漆器、青铜器、画框上的器物名称、组织、大小、重量、材料和人工成本、制造时间等，反映了春秋战国以来手工业生产中“以物为人”的制度。在另一个青铜豆灯座上，清晰地刻着“南昌”二字，这是关于南昌这座城市最早、最珍贵的物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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