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写史记的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报任安书》选段：“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屈]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菙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白话译文：人固然都有一死，但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却比鸿毛还轻，这是因为他们生存所依靠的东西不同啊！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不污辱祖先，其次是自身不受侮辱，再次是不因别人的脸色而受辱，再次是不因别人的言语而受辱，再次是被捆绑在地而受辱，再次是穿上囚服受辱，再次是戴上脚镣手铐、被杖击鞭笞而受辱，再次是被剃光头发、颈戴枷锁而受辱，再次是毁坏肌肤、断肢截体而受辱，最下等的是腐刑，侮辱到了极点。
扩展资料：
《报任安书》开头只简单地提到对方来书的内容：“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清人包世臣推测，“推贤进士”并非任安来书中原话，他本来所说应是向司马迁求援之言，而司马迁不愿直白地言及对方求援，“故以四字约来书之意”，包氏此言有一定道理。而且不管怎样，司马迁此时是武帝身旁近臣，以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不无羡慕的说法乃是“尊宠任职”，在至交好友无辜蒙冤将要丧命之际，他应该考虑到自己有相助的义务。
然而这封近三千言的长信，却毫无对任安的安慰，除了解释为什么自己不合适担起向朝廷“推贤进士”的责任，大部分内容是在述说自己往日的遭遇和悲愤心情，以及《史记》一书的撰作情况。司马迁说，他之所以要写这信，是“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
有一个彻底的理由让司马迁可以这样对将遭巨大不幸的友人说话：死亡也已经是自己当下的归宿，他准备和任安承担同样的命运。正因如此，此刻他需要向任安、同时藉此向皇帝刘彻和天下人解说他的生与死。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报任安书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说的，出自《报任安书》。
选段：
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译文：
假如我伏法被杀，那好像是九牛的身上失掉一根毛，同蝼蚁又有什么区别？世人又不会拿我之死与能殉节的人相比，只会认为我是智尽无能、罪大恶极，不能免于死刑，而终于走向死路罢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我向来所从事的职业以及地位，使人们会这样地看待自己。
人本来就有一死，但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得却比鸿毛还轻，这是因为他们用死追求的目的不同啊！
扩展资料：
这封书信是他因“李陵之祸”受腐刑后写给友人任安的。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李陵率领五千人远出塞外，遭到匈奴主力数万骑的围攻，矢尽弦绝，被俘投降。汉武帝治李陵罪，司马迁仗义执言，陈述李陵孤军奋战的功劳，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腐刑。
司马迁在这封书信中悲愤地控诉最高统治者寡恩无义，用激切的语言为李陵申辩，倾吐自已忍辱负重的痛苦心情。他受刑后痛不欲生，但是为了完成《史记》，终于顽强地活了下来。
在书信中他历举古往今来命运坎坷、发愤著书的历史人物以自励。这封书信表达了司马迁写作《史记》时的思想感情，是研究司马迁思想经历的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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