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梁启超的书斋及藏书室取名“饮冰室”，自然就是饮冰室主人了。
“饮冰”一词出于战国庄周《庄子·人间世》中“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是说我今天早上接受国君诏命，到了晚上就得饮用冰水，恐怕是因为我内心焦躁担忧吧。）寓意对国家社稷忧虑焦灼之情。
当年，梁启超受光绪皇帝之命，变法维新，临危受命，面对国家的内忧外患，梁启超内心焦灼，如何解其“内热”，唯有“饮冰”方能得解。借以此别号表达自己受命从政，为国忧心。
轶事典故
1、斥责志摩
民国十四年（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2、错割右腰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饮冰室是他的书斋名，所以他就是饮冰室主人。“饮冰”取自“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
饮冰来源：
叶公子高将出使齐国，问孔子说：楚王派遣我的任务是重大的，齐国接待使者，表面上很恭敬而实际上不着急。普通人尚不能说服，何况是诸侯呢！我很怕他。
你曾跟我说过：凡事不论小大，很少不按大道去办能达到双方满意而成功的。事情如果办不成，就必然有人为的刑罚之祸患；事情办成了，也必有阴阳气失调的病患，无论成败都不遭祸患的人，只有得道的人才能做到。
我吃的是粗茶淡饭而不精细，烧火做饭的人没有请求乘凉的。现在我早晨接受使命而晚上就要喝冰水，我是心中有火吧！我还没有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就已经发作阴阳气失调的病患了。事情如果办不成，必定遭到人为的祸患。这双重祸患，做人臣的实在承受不了，你有什么办法告诉我吗？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广东省广州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茶坑村）人。
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
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
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56岁。
因为梁启超的书斋及藏书室取名“饮冰室”，自然就是饮冰室主人了。
“饮冰”一词出于战国庄周《庄子·人间世》中“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是说我今天早上接受国君诏命，到了晚上就得饮用冰水，恐怕是因为我内心焦躁担忧吧。）寓意对国家社稷忧虑焦灼之情。
当年，梁启超受光绪皇帝之命，变法维新，临危受命，面对国家的内忧外患，梁启超内心焦灼，如何解其“内热”，唯有“饮冰”方能得解。借以此别号表达自己受命从政，为国忧心。
扩展资料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
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
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亦步亦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
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为依据，鼓吹变法，讲求维新，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和锐气。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一度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破坏”，但是这种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摇摆，在梁启超的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仍然和康有为一道，鼓吹改良，主张“斥后保皇”。
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启超又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专制”，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使梁启超难堪的是，正当他还在口干舌焦地鼓吹开明专制，反对实行宪制的时候，清廷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了。
以后，梁启超又高唱宪政，在立宪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经行将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权，共和之制势在必行，梁启超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直到民国之后，这种多变的特征，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时有反映，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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