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并不是一见如故，原因就在于差距，以及这种差距在两颗敏感的心中引起的警惕。这种警惕，对旁人是一种永久的隔阂，而对知音，却是一种慎重的准备。
席勒命苦，只享受这份友情十年。歌德比他长十岁，但在席勒死后又活了二十多年，承受了二十多年刺心的怀念。
在他们交往期间，歌德努力想以自己的地位和名声帮助席勒，让他搬到魏玛来往，先借居在自己家，然后帮他买房，平日也不忘资助接济，甚至细微如送水果、木柴，而更重要的帮助是具体支持席勒的一系列重要创作活动。反过来，席勒也以自己的巨大天才重新激活了歌德已经被政务缠疲了的创作热情，使他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于是，这对友人，身居小城，开启了欧洲文艺史上的一个时代。
他们已经很难分开，但还是分开了。上天让他们同时生病，歌德抱病探望席勒，后来又在病床上得知挚友亡故，泣不成声。席勒死时，家境贫困，他的骨骸被安置在教堂地下室，不是家属的选择，而是家属的无奈。病中的歌德不清楚下葬的情形，他把亡友埋葬在自己的心里了。
没想到二十年后教堂地下室清理，人们才重新记起席勒的骨骸的问题。没有明确标记，一切杂乱无章，哪一具是席勒的呢？这事使年迈的歌德一阵惊恐，二十年亡友的思念一种巨大的愧疚，愧疚自己对于亡友后事的疏忽。他当即自告奋勇，负责去辨认席勒的遗骨。
在狼籍的白骨堆中辨认二十年前的颅骨，这是连现代法学鉴定家也会感到棘手的事，何况歌德一无席勒的医学档案，二无起码的坚定工具，他唯一借助的，就是对友情的记忆。这真是对友情的最大考验了，天下能有多少人在朋友遗失了声音、遗失了眼神，甚至连肌肤也遗失了的情况下仍能认出朋友的遗骨呢？歌德找到了唯一可行的办法：捧起颅骨长时间对视。这二十年前那些深夜长谈的情景的回复，而情景总是有删削功能和修补功能。于是最后捧定了那颗颅骨，昂昂然地裹卷起当初的依稀信息。歌德小心翼翼地捧持着前后左右反复端详，最后点点头：“回家吧，伟大的朋友，就像那年在我家寄住。”
歌德先把席勒的颅骨捧回家中安放，随后着手设计棺柩。那些天他的心情难以言表，确实是席勒本人回来了，但所有积储了二十年的倾吐都没有引起回应，每一句都变成自言自语，这种在亡友颅骨前的孤独是多么的强烈，苍老的歌德实在无法长时间承受，他终于在魏玛最尊贵的公侯陵为席勒找了一块比较理想的迁葬之地。
谁知一百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席勒的馆柩被保护性转移，战争结束后打开一看，里面又多了一颗颅骨。估计是当初转移时工作人员手忙脚乱造成的差错。
那么，哪一颗是席勒的呢？世上已无歌德，谁能辨认！
席勒，也只有在歌德面前，才觉得有必要脱身而出。在一个没有歌德的世界，他脱身而出也只能领受孤独，因此也许是故意，他自甘埋没。
由此，令人明白世间本应有更多的杰出人物，只因为没有足以与他们对应的友情，他们也就心甘情愿地混同庸常，悄悄退出。
席勒主要作品及分析约翰·克·弗·席勒（1759－1805）出身于医生家庭，学过法律和医学。他是和歌德齐名的德国启蒙文学家。席勒在青年时期，在狂飙突进精神的影响下，写出了成名作《强盗》和《阴谋与爱情》，确立了他的反对封建制度、争取自由和唤起民族觉醒的创作道路。
《强盗》反映了青年人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反抗。在《强盗》第二版的扉页上，席勒写了“打倒暴纣者”的口号，并且引用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特的话：“药不能医者，以铁治之；铁不能治者，以火治之。”战斗热情极为强烈。恩格斯说这部剧作是“歌颂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
《阴谋与爱情》是席勒的代表作，反映的是德国市民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剧中女主人公露伊斯的性格体现了当时德国进步青年反对封建制度，要求自由、平等的思想。她所呼喊的“等级的限制都要倒塌，阶级可恨的皮壳都要破裂！人就是人！”可以说是时代的心声。恩格斯说这部作品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
以后差不多十年，席勒没有从事创作，他转向历史和哲学的研究。在历史研究中，他着眼于历史发展中的民族运动。他是把历史和当前德国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考察的。正是这样，他后来的几部历史剧都是接古喻今，对德国社会进行批判和控诉。在哲学上，席勒是康德的信徒。
他的美学理论是唯心主义的。他在自己的美学著作《美育通信》中，强调通过美的教育来改造社会，并且虚构了一个由美学原则统治的国家。但是当他接受歌德的帮助后，就离开了唯心主义哲学。
席勒在“魏玛古典主义”时期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实践他的美学理论。席勒后期写了《华伦斯坦》、《奥里昂的姑娘》和《威廉·退尔》等重要剧本。
《华伦斯坦》是以三十年代战争为题材的，剧中主人公华伦斯坦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席勒在他身上反映了民族统一的要求，并指出了他失败的原因。
《奥里昂的姑娘》 取材于英法百年战争中法国的女英雄贞德的斗争事迹。 她使法国转败为胜，免于亡国之辱。
《威廉·退尔》取材于14世纪瑞士的英雄传说，表现了反对封建暴君、争取自由的要求。这三个剧本的主题意义都在于呼唤民族意识，号召民族统一。这是当时德国的时代要求。难能可贵的是，剧中还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斗争和力量。这表明席勒的现实主义精神有所增长。不过，由于世界观的局限和严重脱离社会斗争实际，席勒的创作往往从概念和理想出发，因而形成“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这种“席勒”的缺陷。《堂·卡洛斯》是带有这种缺陷的典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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