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土家族接触汉族的时间更早。据史料记载，五代梁开平四年(910年)，土家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喜渔猎，不分商贾。生产中男女劳动一样，伐木烧舍(刀耕火种)，播种杂粮，不施肥不灌溉。土地用光了，就会搬到其他地方开垦，导致农业产量低。
在汉族的影响下，冶炼和手工业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晋高祖天府五年(940年)，土家上层统治者彭在西州(今永顺)回西平与楚王马锡范结盟，铸铜柱以示纪念。铜柱重五千余斤，高一尺二尺，周长约三四尺，六边中空。铜质光亮，刻字很精致。铜柱是否来自土家族还不能完全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土家族接受了汉族先进生产技术的影响。
随着农业生产的逐步发展，土家族与汉族、苗族的商业贸易也有所发展。五代时，西周人买国货，汉人买土特产，互相交换所需商品。此时土家族地区的生产关系主要是封建领主经济。彭是美食城300户人家的封建主。在封建领主的统治下，大部分肥沃的土地被“地方官”、“示巴”、“酋长”瓜分。
封建领主通过劳役地租、实物地租等形式，残酷地剥削、压榨农民(农奴)，尤其是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残酷地剥削辖区内的劳动人民，为了拉近与历代中央王朝的关系，获得更多的“回报”，向封建王朝“进贡”。到了明朝，这种“进贡”和“回报”更加频繁，规模日益扩大。随着“贡”与“回”的交流，民间贸易也有了很大发展，大量汉族商人和农民迁入，极大地促进了土家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其逐渐接近当地汉族水平。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汉族地区封建地主经济文化的不同影响，土家族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12世纪初，鄂西土家族地区人烟稀少，少数拥有大量田地的富户为了满足奢侈生活的需要，引诱汉族农民迁居开垦土地。当时规定，汉人只要耕地，就不需要全家做劳力；开垦的土地和建造的房屋可以买卖；当事人死亡，其妻女可以再婚；按合同付款，不要随便敲诈钱财等。
这些规定客观上促进了土家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汉族农民的迁徙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也带来了丰富的生产经验。此时，鄂西土家族地区已出现土地买卖现象，地主经济逐渐发展，与封建领主经济并存，而封建领主经济在湘西土家族地区仍占主导地位。
明末清初，土家族农民使用了大量从汉族地区引进的先进农具，如铁犁、铁镰、铁耙等。，还学会了如何制造和使用蜈蚣车、水车、水车、水车等。在汉族地区地主经济的影响下，土家族地区土地买卖盛行。封建领主开始利用自己剥削的财富购买土地或占有私有土地，逐渐转化为地主经济。
大量汉商、农民迁入，不少汉商“积累百万家财，兴办农场，结成亲家”，成为地主。“县里是个豪门，从这里来的客人很多。”土司利用其占有的大量土地和政治特权，残酷压迫和剥削土家族、苗族、汉族等农民。除了被各种形式的地租剥削外，农民还不得不承担各种仆人和贡赋。苛捐杂税种类繁多，有“坑钱”“锄头钱”等二三十种。土家族人过着悲惨的生活。
清朝雍正年间实行“土改归流”，彻底打破了“汉人不入山洞，但不出境”的禁令。大量汉族流民进入土家族地区，民间交流日益频繁；同时，清政府强制推行汉文化，极大地改变了土家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客观上促进了地主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土家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840年后，由于英美帝国主义的入侵，大量洋货涌入市场。同时，大量廉价的桐油、茶叶、药材等土特产被掠夺，土家地区大量种植鸦片，破坏了土家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农村日益破产，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解放前，土家族土地所有者占总人口的5-7%，占有全部土地的40-50%，有的达到70%。贫困的农场劳动者占总人口的60%左右，只占有10%左右的土地；中农占总人口的25-30%，土地的27-35%；其余的土地被富农和小土地出租者占有。
国民党统治时期，土家地区地主、官僚、土匪三位一体，劫掠村落，杀人放火，出兵缉捕丁，苛捐杂税，土家人民生活悲惨。一般来说，他们每年有六个月缺少食物。“火炉当棉袄，蕨根当干草，竹片当灯，赤脚跑当鞋”的民歌，是解放前土家族贫苦生活的写照。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家族地区只有一些简单的手工作坊，以竹木制品、日用陶器、食品加工和硫磺、煤炭的生产为主。经过5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1978年以来，土家族地区逐步形成了以卷烟、化工、能源、建材等支柱产业为基础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产品日益丰富，工业产值大幅增长。多项工业产品获得“省优”、“部级优”称号，部分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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