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城邦形成的条件_世界之最

古希腊城邦之间的约定，是城邦与城邦之间立下的誓言。正如Catrici所说，希腊人从不签署任何和平协议，而是通过向诸神发誓来达成和平协议，而诸神是协议的担保人。在古希腊文化中，如果一方违反了和平条约或盟国之间的协议，就会被视为亵渎神明。要么他们会受到诸神的惩罚，要么另一派以诸神的名义惩罚他们。

第一，在古代和古典时期，誓约在协调希腊城邦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誓言的保护下，城邦可以组成军事联盟，达成和平协议或休战。宣誓之后，城邦协议就变成了誓言，通过誓言来约束双方的行动，成为古希腊人的传统。不仅有政治因素，也有宗教感情。在习俗、正义感、羞耻心(或者相反，古希腊人对荣誉的狂热追求)、宗教虔诚和社会法规的影响下，古希腊人不得不走出城邦，得到社会的认可，避免被其他城邦孤立或鄙视。因此，遵守誓言是所有参与者的天职。

第二，城邦联盟

公元前5世纪初，波斯入侵希腊时，希腊各邦联合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同盟，对抗波斯军队。希罗多德在描述这场战争时，不仅提到了战争中各方的联盟和敌对的大致情况，还提到了战前各国为友好而战或互相欺凌的历史。他把联盟和誓言看成一回事。在18个关于联盟的场合中，至少包括一个名词horkos或动词omnumi或它们的变体。而且在历史上，每当提到结盟的责任时，往往会采用“据誓”的表述。在讨论雅典的政治制度时，“老寡头”也把维持联盟等同于信守誓言。因此，在他们的生活背景下，城邦之间的联盟离不开誓言。

三。基于友谊的联盟

联盟需要城邦之间的友谊。这种友谊可能是源于双方传统的良好关系，也可能是出于现实需要而临时建立的，也可能是为了扭转敌对状态而强加的。

比如雅典人和普拉提的友谊，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经交好了。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争中，普拉提们助了一臂之力。这种友好的联盟一直持续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母国和殖民地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盟，这种联盟相对稳定。据说在冈比西斯统治时期，他想借助腓尼基舰队征服迦太基人。但是腓尼基人不服从波斯国王的命令，拒绝进攻迦太基人。他们给出的理由是，要遵守一个庄严的誓言，不能无端攻击自己的后代。这个盟誓应该是殖民地建立时期(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世纪末)母国与殖民地的结盟。他们的友谊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远比那些一时的或战时的联盟更深厚、更持久。

第四，有些联盟是基于现实需要。

比如在波斯入侵期间，所有决心抵抗波斯的城邦都通过宣誓结盟。波斯军队的入侵让希腊各城邦人心惶惶，开始互派使者，共同制定计划，试图建立联盟来应对共同的危机。希罗多德说，公元前480年波斯入侵之时，波斯王派人向希腊诸邦索要水土。

每个希腊城邦分为两派，一派出于恐惧，把水土让给波斯人以示顺从；另一派是忠诚的反对派，组成统一的军事联盟。决心抗击波斯入侵的希腊人，为了反对妥协，迫使各邦参战，立下了庄严的誓言。他们发誓，如果战争胜利，他们将惩罚向波斯投降的城邦，并将十分之一的财产献给特尔斐之神阿波罗。希罗多德称他们为“立誓与波斯作战的希腊人”。

显然，通过宣誓缔结反波斯的希腊联盟是合理的，所以德马拉图斯警告薛西斯，要先拿下塞西尔岛，让希腊人远离地峡，否则所有伯罗奔尼撒人都会发誓在科林斯地峡联合起来与薛西斯为敌，波斯军队会遭遇激烈抵抗。

5.敌对的城邦也可以通过停战和结盟来获得友谊。

公元前585年，吕底亚和米提亚人的战争持续了几年后，出现了日食，白天变成了黑夜，于是双方在这种异象的影响下停战和好，签订了和平协议。他们互相发誓建立友谊，促进他们的婚姻。希罗多德说，两个民族像希腊人一样宣誓结盟，宣誓的时候在胳膊上割一块，互相吸对方的血。

这种敌对城邦之间的联盟并不少见。它与其说是建立在友好关系上，不如说是建立在结束过去的敌对关系上，而被迫的联盟和友谊是用来确保结束这种敌对关系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和斯巴达的几次结盟就是典型案例。公元前421年，斯巴达和雅典达成了尼西亚和平条约。然而，由于皮媞亚、科林斯、埃利斯和麦加拉等州的激烈反对，斯巴达不得不与雅典结盟，以实现真正的和平。因此，他们缔结了为期50年的联盟条约。

关于这个契约的目的，修昔底德认为斯巴达人是在对付阿尔戈斯和其他伯罗奔尼撒敌国。只要与雅典结盟，这些城邦就无法依靠雅典的力量，这不足以对斯巴达人造成伤害。为此，斯巴达人和雅典人互相交换誓言。

用希罗多德的话来说，同盟和友谊往往可以同意替代，特别是对于近东各国和暴君或国王统治的希腊城邦之间的同盟。他们也经常通过婚姻和礼物交换来促进友谊和联盟。公元前6世纪中叶，为了抗击波斯人，据说克洛索斯根据神谕的命令，寻求与希腊最强大的城邦结盟。他派使者带着礼物去斯巴达，说服斯巴达与他们结盟。使者用“成为彼此的朋友”来指代同盟，把同盟者视为忠实的朋友。因为斯巴达之前得到了克洛伊斯的宠爱，所以他们欢迎吕底亚使者的到来，并同意与克洛伊斯宣誓“结成友谊和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