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皇陵自从魏孝文帝建都洛阳起，先后有四位北魏皇帝葬在洛阳北郊邙山一带，即有魏孝文帝的长陵，魏宣武帝的景陵，魏孝明帝的定陵，魏孝庄帝的静陵。 《魏书》记载：魏孝文帝“及迁洛阳，乃自表瀍西以为山园之所”。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孝文帝死葬长陵。长陵的方位以往不清楚。1946年文昭皇太后墓志在洛阳市北郊官庄东一座小冢内出土，墓志称：“拊高祖长陵之右。”恰好在小冢东南不远处有一大冢，高约35米，直径约60米，小冢正是在大冢之右。这亦与《魏书"己载的“后先葬城西长陵东南”，后“迁灵榇于长陵兆西北六十步”相合。由此可证大冢是孝文帝长陵。 宣武帝元恪死于延昌四年(515年)，葬景陵。《资治通鉴》说，唐初秦王李世民在洛阳讨伐王世充时，“登魏宣武陵以望之”，可见景陵应在邙山之巅。又，元氏宗室、王公嫔妃陪葬景陵者甚多。宣武嫔司马显姿墓志出土于伯乐凹村东偏南，志称“陪葬景陵”；宣武嫔李氏墓志出土于南石山村南，志称“葬于洛阳景陵垣”，这些都是就整个陵区而言。另外，冯邕妻元氏墓志出土于东陡沟村西，志称“葬于景陵之南岗”，正是在冢头正南。元玮墓志出土于盘龙冢村东南，志称“归窆(埋葬)于景陵东山之阳”；元朗墓志出土于后李村，志称“葬景陵东岗”，该二村均在冢头以东。穆纂墓志出土于水泉村，志称“迁窆于景陵之右”，正处在冢头村西北三里许。元则墓志出土于安驾沟村，志称“窆于景陵之东北”。可见今洛阳市北郊冢头村东之大冢当为宣武帝景陵。该墓北距孝文帝长陵约5公里。1991年，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了发掘。 景陵墓冢平面略呈圆形，直径105—110米，四周稍有残损，现存高度24米，平顶。墓冢用黄土夯筑而成。陵墓的墓道及墓室全部覆盖在这一高大墓冢之下。 宣武帝陵墓虽曾遭受盗掘，但墓葬形制与结构基本完整。从总体看，它是一座坐北面南的砖室墓，全长54．8米，由墓道、前甬道、后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平面略呈“甲”字形。墓道系由原地面直接下挖而成，全部为墓冢所覆盖，南起墓冢南缘，北接前甬道，其水平长度为40．6米。墓道南段为土壁，北段为砖壁。前甬道南接砖壁墓道，拱券顶，券高3．78米，地面铺石。后甬道位于墓葬中轴线上，连结前甬道和墓室，平面呈纵长方形，拱券顶。石门安装在后甬道北端，或者说是嵌于墓室南壁中部，由门楣、门额、立颊、门下坎、门扇等青石构件组成。墓室位于后甬道之北，青条砖筑砌。墓室平面近方形，原铺有石板。墓顶作四角攒尖式，高9．36米。整个墓室结构严密，十分坚固。从墓室内残存 状况看出，墓室分作东西两半东半摆放随葬晶，西半为石棺床占据。棺床南北长，由十五块方形石块拼砌而成。该墓因盗掘严重，随葬器物仅剩下一小部分，多不在原位，计有青瓷器12件、釉陶器1件、陶器20件、石器2件、铁器10件。

西晋帝陵

帝号及姓氏 在位时间 陵名 埋葬地址 陪葬情况

晋武帝司马炎 265--290年 峻阳陵 河南洛阳 武元杨皇后

晋惠帝司马衷 291--306年 太阳陵 河南洛阳

晋怀帝司马炽 307--313年

晋愍帝司马邺 314--316年

东汉帝陵

帝号及姓氏 在位时间 陵名 埋葬地址 陪葬情况

光武帝刘秀 25--57年 原陵 河南孟津 阴皇后

明帝刘庄 58--75年 显节陵 河南洛阳 马皇后

章帝刘炟 76--88年 敬陵 河南 窦皇后

和帝刘肇 89--105年 慎(顺)陵 河南洛阳 熹皇后

殇帝刘隆 106年 康陵 河南洛阳

安帝刘祜 107--125年 恭陵 河南洛阳 阎皇后

顺帝刘保 126--144年 宪陵 河南洛阳 梁皇后

冲帝刘炳 145年 怀陵 河南洛阳

质帝刘缵 146年 静陵 河南洛阳

桓帝刘志 147--167年 宣陵 河南洛阳 郑皇后

灵帝刘宏 168--189年 文陵 河南洛阳 何皇后 王皇后

少帝刘辩 189年

献帝刘协 190--220年 禅陵 河南修武 曹皇后

隋代帝陵

帝号及姓氏 在位时间 陵名 埋葬地址 培葬情况

隋文献帝杨坚 581--604年 太陵 陕西武功 文皇后独孤氏

隋炀帝杨广 605--618年 炀帝陵 江苏扬州

北魏帝王陵墓

北魏明元帝拓跋嗣 420--423年 金陵 山西大同 明元昭哀皇后姚氏 明元密皇后杜氏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 424--452年 金陵 山西大同 太武皇后赫连氏 太武敬哀皇后贺氏

北魏文成帝拓跋浚 453--465年 金陵 山西大同 文成元皇后李氏

北魏献文帝拓拨弘 466--471年 金陵 山西大同 献文思皇后李氏

北魏孝文帝元宏 472--499年 长陵 河南临汝 孝文幽皇后

北魏宣武帝元恪 500--515年 景陵 河南临汝

北魏孝明帝元诩 516--528年 定陵 河南临汝

北魏孝庄帝元子攸 529--530年 静陵

北魏东海王元晔 531年

北魏节闵帝元恭 532年

北魏孝武帝元修 533--534年 云陵 陕西富平

西魏文帝元宝炬 535--537年 永陵 陕西富平 文帝文皇后乙弗氏

东魏孝静帝元善见 534--549年

西汉十一陵和东汉十二陵等汉朝帝王墓

保存情况：盗挖殆尽

主要盗墓者：赤眉军 董卓 曹操

资料：

1.西汉末赤眉军入长安，除文帝霸陵因传说皆以瓦器随葬而未被破坏外，其余西汉帝陵全被盗掘。东汉末年，董卓胁持汉献帝南迁长安，“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宝”。西晋末年，长安饥民又挖开了长安城东南剩下的霸、杜二陵。

2.两汉一些严重的社会动乱，如吴楚七国之乱、推翻新莽王朝的民众暴动等，都有大规模盗墓的记录。而这些盗墓活动在汉魏之际达到了高潮。据史料记载，曹操为备军需，曾专门设立“摸金校尉”、“发丘中郎将”等官职负责盗墓，仅在一次盗掘西汉梁孝王的陵墓过程中，就盗走金银珠宝72船。此外，江南的孙吴政权也曾经在长沙、江陵盗掘西汉贵族墓。

3.西汉末年赤眉军打开茂陵的羡门后，数万士兵搬了几十天，陵中的陪葬品还没有搬走一半。直到三百年后的西晋时，陵中的珠玉还没有被盗完。汉文帝的霸陵和宣帝的杜陵，是被称为“俭者”的，但“珠玉彩帛”仍然“以千万计”，至于汉武帝的茂陵，因为“享国既久”，以致“不复容物”，经赤眉军发掘之后，到数百年后的晋愍帝时，还是“朽帛委积，珠玉未尽”。后汉赤眉军大量发掘五陵墓穴，五陵自然包括茂陵，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陪葬墓也会遭殃。吕后的尸体因此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农民军侮辱戏弄。

魏晋南北朝帝王陵墓

保存情况：基本盗挖殆尽

PS：大奸贼曹操是个例外，他设立了七十二疑冢，让后人都找不到他的墓葬

部分资料：

北魏永固陵在历史上先后三次被盗掘，金正隆年间，盗墓者从西北方打洞进入墓室，随葬品大部分被盗走。金大定年间，盗墓者再次进入墓室，前室的铺底砖全部被盗，随葬的大小石俑、石兽有的被盗走，有的被破坏。清光绪年间，永固陵第三次被盗，墓中残余物又大都被盗走，所剩无几。

隋朝帝陵

保存情况亦不佳，省略

具体的不知道地下埋参和待发掘的有不计其数，据说目前存世的名碑有：随葬记载墓主传记的文字。多刻于石和砖上，个别以铁铸或瓷烧成。内容包括姓名、家世、生平事迹和韵语颂辞等。东汉晚年和西晋墓中或有与墓志相近的方版和小型墓碑，但皆不自名墓志。北魏以后，方形墓志始成定制。下底上盖，底刻志铭、盖刻标题。所记内容真实，可作历史资料，也是确定墓葬年代的依据。

埋入墓中的记死者姓名家世和生平事迹的文字。由于在志文之后附有用韵语所作之铭，故又称为墓志铭。一般多刻于石上，也有写刻于砖上的，还有个别的是用铁铸或瓷土烧成的。中国墓志约起源于东汉时期，魏晋以后盛行。日本、朝鲜受中国的影响也有墓志，日本的最早出现于奈良时代前期。

河南洛阳出土的汉延平元年 (106)贾武仲妻马姜墓志，虽不自称为墓志，但所记的内容已与墓志相近。江苏邳县元嘉元年（151）缪宇墓后室石门上方所刻的题记，有官职姓名、死葬日期、韵语颂辞，实为后世墓志铭之滥觞。当时由于盛行在墓前立碑，故此种埋入墓中的石刻文字是很少见的。魏晋时期严禁在墓前立碑，而埋入墓中的小型墓碑的数量增多，如洛阳出土的永平元年(291)徐夫人菅洛墓碑、元康元年(291)成晃碑，形式和内容都与地面上的墓碑相同，只是形体缩小而已。其后，有作圭形的，如洛阳出土元康九年徐美人墓志；有作竖长方形的，如北京出土的永嘉元年（307）华若墓志。它们都自称为“铭”，因为志文后皆有四言韵语组成的“颂”辞。也有比较简单的，只记姓名和卒年的，如江苏镇江出土的升平元年 (357)刘尅墓志。自称为“墓志铭”的是山东益都出土的刘宋大明八年 (464)《刘怀民墓志铭》，这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墓志铭。6世纪初的南北朝后期，墓志逐渐定型，志石多呈方形，志盖多呈盝顶形，也有个别作龟形的。墓志盖在南北朝时期尚不普遍，隋唐以后，志盖相合，遂成定制。

魏碑是楷书的一种，泛指我国南北朝时期的碑刻作品，而产生地主要在北朝。留下来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为众多的造像题记，一为历代出土的墓志铭。题记书法浑朴自然，粗犷豪放；墓志书法更见洒脱挑达，端稳奇正。其气势风度，皆为晋唐楷书所不及。

清朝前期，南北朝碑刻大量出土并得以传拓，金石文字学兴起，魏碑倍受重视。康有为继清人阮元和包世臣之后，力倡魏碑，其在《广艺舟双楫》中赞誉魏碑之佳，举为“十美”，即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跃、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魏碑在隶书与楷书之间过渡，犹如一只不系之扁舟，悠自漂流，呈现给我们一道亮丽的风景。

南北朝虽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其书法却彩练横空，光辉灿烂。南朝以帖盛名，书家群星闪烁；北朝以碑出胜，刻石遍及山川。其时佛道流行，佛学尤甚，凡建塔造像，或凿石以制碑碣，或摩崖镌刻文字，借此积行功德，祈福求生。据《洛阳伽蓝记》所载，唐以前凡能见之碑碣不下十万之数。拓跋氏建魏，凡百五十年，黄河流域，佛寺碑碣随处可见，洛阳则是最为集中之地。龙门二十品自康有为首倡以来，成为天下魏碑之奇，书家追趋收藏，演习临摹之风，流年经代，犹为盛行。

洛阳所出北魏墓志铭，当为魏碑之重。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政策。其中一条，凡鲜卑诸姓，死后必须埋葬洛阳，不得还葬老家。于是皇室密戚、王公贵族，纷纷镌刻墓志，附葬墓穴，百姓杂家，亦仿而效之，遂成风俗。墓志之形制、之文体、之滥觞、之成规矩，追溯其源，当自北魏开始。

北魏皇陵位于北邙之上，望族华胄兆域衔连。垒垒高土，赫赫碑碣，历经千年风雨剥蚀，古木成蒿草，坚石为齑粉，昔日风光威仪，早已荡然不存。而墓志铭的不断出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又一扇回望北魏的窗口，石面上的文字清晰地向我们讲述着那远逝的辉煌岁月，隽永清秀的书法又让我们领略到令人惊羡不已的艺术魅力。遗憾的是，那位推崇魏碑的康有为先生无缘欣赏到这些精美绝伦的东西，他有机会将数以万计的南北朝碑刻造像题记抚摸了一遍，点石成金，尊崇魏碑之博雅，却无缘观赏到出自洛阳的这道千年不朽的艺术之光。

另一位书法大师于右任先生却很幸运。上世纪30年代初，正值兵荒马乱的岁月，洛阳盗墓成风，葬器墓志不断出土，许多在中国金石学上留下佳话的文人把目光盯住洛阳。与此同时，张钫先生开始在河洛地区广泛搜集历代墓志铭。张钫与于右任曾统领陕西靖国军，两人情谊甚笃，议定所收魏志皆归于氏收藏，张钫仅留一方北魏元恭墓志于新安蛰庐。于氏在洛所得历代墓志300种辑为《鸳鸯七志斋》，其中北魏墓志138种，皆为洛阳所出，多为元氏宗室、达官贵人墓志，仅元氏墓志多达60余方，书法精美者如《元桢墓志》、《元恽墓志》以及《尔朱绍墓志》等，这些价值连城的墓志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洛阳新出北朝墓志，两魏及北齐、北周皆有，以北魏最多。今人俗称魏碑者多指北魏墓志而言。北魏墓志书法与造像题记不同，墓志书法更显其端庄规整。通观魏志书法，可见初期之阳刚风骨，中期之隽逸灵秀，后期之娟秀柔润。近年洛阳新见元魏重臣镇北大将军定州刺史《元苌墓志》，其书法之 嶒森然，结体之凝重深郁，堪为罕见佳品。

魏碑书法风格的出现与演化，有其深远的时代背景，北魏墓志当为魏碑书艺之完美体现者。宫廷书手的精湛技艺，引领着一代书风，使中国三大楷书之一的魏楷登峰造极，一枝独秀，风骚当时。墓志铭虽为颂德述事，其书法却保留了一段鲜活的书史。

墓志书法之精美表现，除名家书手之造诣外，刻工技艺之精湛亦不可疏视。北魏墓志尤可见其功力，或骨骼血肉、气质魂魄，或典雅庄严、浑穆沉重，或朴拙自然，或灵动诙谐，刻工走刀石上，皆能毫厘不爽，其中奥妙美丽，字里行间，皆能见其端倪。

西晋文学家陆机《文赋》有云：“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始踯躅于燥吻，终流离于濡翰。”意思是将天地概括为形象，把万物融合于笔端，曾酝酿千言万语难以诉说，后酣畅淋漓倾泻笔端，借来形容魏碑书法之承前启后与赫然出世，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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