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生产

河北启发纺织集团公司成立于1994年07月05日，注册地位于河北省保定市蠡县辛兴镇辛兴村，法定代表人为王启发。经营范围包括制造、加工、购销羊绒纱、毛线、服装面料、服装、服饰、床上用品、针纺织品、其他印刷品、皮革制品、皮鞋、毛皮制品、纺织原料，并经营以上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河北启发纺织集团公司对外投资1家公司

明十三陵之定陵，本是大明王朝第十三位皇帝万历帝朱翊钧的帝陵。定陵的挖掘，是中国的考据学史上的一关键悲剧，很多文物古迹由于当年的科技创新不够造成巨大损失，自此规定再也不能积极主动君主级别的帝陵，只进行古建筑保护的挖掘。其实一开始若想刨开的并不是定陵，往往是明十三陵中的长陵，永顺皇帝朱棣的帝陵，明十三陵中最大的一个一座。

但由于经验不足，长陵的进展并不顺利，因此提前准备找一个小一点的帝陵进行试手，因此明确挖掘定陵。那个时代曾任北京副市长吴晗和历史科学研究院郭沬若的带领下，于1956年5月，定陵试掘全面开展。考古学家在定陵附近刨开第一道沟，刚挖1米多深，便看见了三块烫印的石条，上面写着“隧道工程施工门”三个字。

金刚墙是一块块往下拆的，接着工人环绕着绳索，嚷着汽灯下去的，修成正果就看到了汉白玉制作而成的密境正门口，晶莹透亮绚丽多彩，门边框刻了纵横九排门钉，还生产加工着兽首衔环，分外端庄好看，二扇正门口数千斤重，从门缝里看到正门口又被番禺大石条抵着，所以从石门口自始至终推不开。有趣的是他们在打开金刚墙门时，大家都很犹豫，因为害怕里边的袖箭。

当时还是摇签明确谁去打开金刚墙，一个叫王启发的考古工作者被选中，以后据他回忆，自己被选中后那个夜晚都没有睡好，在开门当日，这一王启发还专门在门口杀了两个公鸡。随后就逐渐爬上去高些，慢慢往外一块一块的撬砖。当她撬出第一块砖时，里面出去一股臭味，王启发迅速爬了下来。

第25集：王莽改制

这是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它描绘了从西汉、东汉到魏晋南北朝以及隋朝的700多年中13位帝王的形象，这其中包括割据政权的刘备和孙权，但有一朝代的帝王却被忽略和轻视，他就是新朝的皇帝王莽，建立于西汉与东汉之间的新朝仅存14年，是中国历史上短命的王朝，然额，人们对新朝的忽视，并不是因为其享国日短，因为与新朝相比，秦朝也不过十五年，在历史上，虽然新朝显然无法和秦朝相提并论，新朝的皇帝王莽更是被后来的东汉史学家班固定性为篡汉的奸臣，这一观点几乎为后代所有的史学家所沿用，人们不愿意把这个时期称作新朝，而作为新莽。直到近两千年之后，人们才重新审视这位新朝皇帝，胡适等一些近代学者，开始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那么，王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王莽所建立的新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政权。

大名县老城位于现在河北省大名县的东部，公元前45年，王莽即出生于此，也许因为历史中定位王莽篡位的缘故，这里与其他帝王故里不同的是，它既没有这位帝王的祠堂，也没有塑像，只有在大名县的方志馆才能找到关于王莽的少量文字记载。里面收藏的这几年，有一两千本《大名县志》，在《大名县志》里面，记载了王莽的家族历史。王莽的出身非常煊赫，他所在的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族中之人多生活奢靡，意气骄横，只有王莽早年丧父，孤贫恭俭，拜当时名儒沛郡陈参学习《礼经》，如同一位普通的儒生，在当时王莽良好的品行受到很多人的赞誉，这为他出人头地奠定了理论基础，大将军王凤是王莽的伯父，当他生病时，王莽精心护理，几个月不解衣袋，以至于蓬头垢面，令王凤深为感动，王凤是当朝的重臣，临终前特地为皇帝推荐了王莽。

公元前22年，24岁的王莽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就是服务皇帝左右，传达诏命的官员，历史上对王莽做黄门侍郎并没有太多的记载。

但是，这段时间对王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在他任职期间，认识了同朝为官在天禄阁校理图书的刘歆，刘歆自小跟随父亲刘向整理校勘皇家藏书，接触到大量新发现的用秦以前古文字书写、没有立于官学的经本，他深深感受到这些经本好恶与圣人同，能纠正已逐渐僵化、神化的今文经学的弊端，这些书就是古文经。在汉代，经学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是得到朝廷认可、并且得立学官的经学流派，古文经学则是传承脉络不清晰，经本或藏于秘府或流行民间、未得立学官的经学流派。到西汉后期，一些学者开始反对今文经学垄断官学，认为今文经学门派森严，压制和排斥其它学派，正蜕化为既得利益者的工具。不仅如此，今文经学，还肆意地曲解经书的含义，使其成为现实政治的附庸，导致人心的混乱。当今文经学越来越陈腐、保守时，在野的古文经学则展现了勃勃的生机，正是在这个时期，也正是古文和今文将王莽和刘歆紧密联系在一起。

孙晓：西汉末年的时候，王莽和刘歆，恰恰这两个人在这方面找到了契合点，两个人的年龄也差不多，爱好也差不多，对社会治理的这种理念和寻找社会治理方法的这种途径也是一致的，所以说两个人就是，开始从古文经学中去想寻找一些新的社会治理的办法。

王莽、刘歆是古文经学的坚定支持者，这两位都是具有远大理想的人，他们对西汉末年混乱的社会秩序、残破的国家制度极度失望了，厌恶今文经学对政治的妥协。于是，步调一致地以古文经学为基础，开始规划理想的政治蓝图，刘歆是设计师，王莽将成为实践者。

孙晓：刘歆可以说是王莽的一个理论家，他对经学的这种整理，特别是古文经学这些理论的书籍和一些理论的整理，刘歆做得非常多。而王莽是这种新的这种古文经学理论的一个实践者，他是个政治家，他是一个理论家和一个政治家的一种结合。

王莽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由于贤能谦恭，其地位和声誉都在飞速提高，他的叔父王商上书愿意把自己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此举得到朝野的广泛支持。王莽累迁至骑都尉及光禄大夫侍中，公元前16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即便地位再高，王莽一如既往地礼贤下士，经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自己车马衣服去接济穷人，不管在民间还是在朝廷都深受爱戴。公元前8年，王莽出任大司马，时年38岁，此时王莽，既是外朝的首领，又成为学界的领袖，他与刘歆一起开始力促古文经学成为官学，这将会促成整个社会秩序的重大变革。然而仅仅过了一年，汉成帝薨，汉哀帝继位，丁、傅两家外戚掌权，王氏家族受到沉重打击，王莽因此被免职，避居新都（今河南新野），杜门自守。此时，刘歆也受到了传统势力的顽固抵抗，大司空师丹等人诋毁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由于王莽已被免职，刘歆失去了最有力的同盟，几乎被诛杀，不得已，刘歆离开京城，几年后因病免去官职。

孙晓：西汉末年以后，今文经学被少部分人所垄断，他们掌握了这种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没有进入这个集团，没有取得这种经义解释合法性的这些知识份子，他就在社会上的地位并不高，甚至就像刘歆这样的人，他虽然是皇家档案图书的管理者，他也很难进入这种经学政治集团的核心。

王莽虽然免职归家，但没有离开人们的视野，他仍是新都侯，一件事情的发生使王莽再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一天，王莽的次子杀了一个奴婢，这在当时的士大夫眼中并不是一件大事，因为在当时，奴婢的地位形同私人财产，可以被当做工具随意买卖。然而，王莽本人却较真了，他认为奴婢的生命与常人没有什么不同，杀人就得偿命，因此，他硬是逼迫着自己的次子自杀，这件事使王莽在读书人中的声誉迅速提高，官员为王莽鸣冤上书的数以百计，希望他再次回归朝堂。

王启发：王莽的儿子杀了奴隶，然后他就是以命抵命，这个其实也还是表现出他的一种，我们所说的大义灭亲，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践行自己的一个道德方面的标准。

王莽不只是一个道德楷模，更重要的是，人们从王莽的行为中看到了重整河山、复兴社会的希望。西汉，从开国皇帝刘邦开始，经略国家，经过了文景之治，汉武帝的励精图治和昭宣中兴之后，西汉王朝走向衰落，元、成、哀、平四个皇帝把昌盛的局面一步步糟蹋殆尽，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由于外戚轮流执政，宦官也受宠弄权，贤臣多被罢黜，留在朝廷内多是贪官污吏。朝堂如此，地方上更加黑暗，地方官吏只要能结交上权臣，就能肆无忌惮，加重对百姓的搜刮盘剥。人口激增与灾害频发也在加剧社会矛盾，据史料记载，西汉初年的人口不过1300多万，到西汉平帝时，已达6000多万，人口稠密的关东地区与关东某些地区每公里平均多达千人以上。在生产方式没有革新的时代，人口的急剧增长，同样的土地已不堪重负，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满足果腹之需。

孙晓：社会暴乱，流民增加，灾荒，各种各样的问题，社会矛盾也非常突出，那传统的经文经学又拿不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那些一些有为的知识分子，像刘歆、王莽就开始从一些别的经典中，比如说古文经学中，去寻找一些可支社会政治治理的一些理论，并从这些理论中去找出一些社会治理的办法，也许就是在共同找一种新的理论支点和新的办法措施的这条路上，刘忻和王莽走到一起。

公元前2年，在众多官员的强烈呼吁下，王莽再次回到京城，一年后，汉哀帝病逝，王莽再次出任大司马，掌握了内政外交的实权，在他的建议下，九岁的汉平帝即位。公元三年，王莽的女儿成了皇后，王莽执政的地位更加巩固，他认为，改变王朝意识形态的机会正在成熟，王莽迅速组建起一个得心应手的班底，当然，王莽不会忘记志同道合的刘歆，将刘歆从地方调到中央，并特命为羲和，这个新造的官名，原来的意思就是传说的太阳神，这时变成典儒林史卜之官，刘歆成为当时意识形态与学术文化的最高领导人，一个大规模的古文经学宣传运动在全国掀起。王莽与刘歆同心协力，以网罗遗失，兼而存之为名，将《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官学，成为国家正统学说中的一部分，这意味着，长期饱受压制的许多儒生将有机会进入国家的正规编制，实现他们的抱负。

后来，王莽又增立《乐经》，并且将《诗》、《书》、《礼》、《易》、《春秋》和《乐经》每一经的博士增为五名六经共30名，每一经博士领弟子360人，共有弟子10800人。此外，又广召通晓各种学问者数千人来到京城，王莽要得天下英才，使古文经学昌明于天下。为此王，莽在长安建造一万套住宅，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在王莽的感召下，儒生和百信纷纷投入义务劳动，经过10万人的奋力突击，一万套住宅竟然在20天就全部完工，不仅如此，王莽的恩惠，也播及更多的普通百姓，他在长安城中建造五个里，有住宅二百区，让流民居住。此时的王莽希望建造一个能够造福于最大多数人的社会，王莽曾在上书中说，古时候市无二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应将古制颁示天下，让臣民遵守，这其实就是王莽的终极理想，他要按照上古三代所遵行的唐虞之道建造一个国给民富而颂声作的小康社会。这种理想不止是让天下儒生为之倾倒，也几乎激励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众。

王启发：王莽和古文经学的关系，主要还是在提出用《周礼》的理论和制度来作为改制，建立了新莽政权的一个核心的这个理论依据和制度依据，也是一种，这个延续了西汉的经学政治的发展。

王莽复古《周礼》的一件大事，即是建明堂，立辟雍。明堂是周朝天子接见诸侯王公的场所，同时也是周礼的象征。在上海博物馆里收藏的一面王莽时期的铜像，它上面的文字印证了这段历史。

周亚：这是一面王莽时期的铜镜，这面铜镜它的重要的意义就在于镜的内圈有一周的铭文，这个铭文最主要的几句话就是新兴辟雍，建明堂，他当时是实行了一种复古的政策，他就是要恢复《周礼》上的制度，那么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建辟雍、明堂，这几句话和我们文献上记载王莽复古政策当中，建辟雍的这个记录是相吻合的。

公元5年正月，诸王侯、宗室子弟上千人在新建的辟雍明堂举行祭祀大典，场面隆重而庄严，理想之光充斥在每一个人的内心，王莽正成为他们心中的圣贤。为此，900名公卿大臣请求朝廷赐予王莽象征至高无上礼遇的九命之锡。也如此，改朝换代的大戏拉开了序幕。

孙晓：九锡是古代君王对这些诸侯王有特殊贡献者，它表示对你曾经做过的这种贡献一种嘉奖，凡是这个得到九锡的人，后来都成为了一个这个篡位者，王莽被加封了九锡，他最后取代了汉。

公元六年，汉平帝暴卒，年仅两岁的刘盈即位，太后命王莽暂代天子摄政，此时的王莽，虽为假皇帝（代理之意），但权势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了以刘氏宗亲为主的反对势力的反叛，在顺利清除这些障碍之后，王莽也许进一步意识到自己成为皇帝的机会正在来临，即便自己不想篡位，但如果想要从制度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实现自己宏伟的理想，他就必须自己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于是，他更加紧锣密鼓地营造了一种气氛，这种气氛就是上天要将王朝授予王莽的氛围，它体现于各种祥瑞之中。在王莽摄政时，认识各种各样的福命祥瑞纷至沓来，朝野上下，人们以不同方式劝王莽称帝，改朝换代，在长安求学的梓潼人哀章干脆做了个铜龛，在龛里写上王莽是真天子，皇太后要顺应天命，还有将王莽的八位大臣和他胡编的人与自己的名字，共十一人一一写上，黄昏时分，哀章穿着黄衣，捧着龛去高祖庙交给值班的官员，王莽得知后，择日去高庙，将铜龛迎到未央宫前殿。

杜维明：王莽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年轻人他是一个学术上的很有造诣，而且，对人他能够礼贤下士，有很大的亲和力，所以说不能完全是靠他的政治权术，事实上就靠他的人格魅力笼络了一大批人，不仅如此，接受他这个观念的儒生人数相当多，愿意让他改变，这个就是公众舆论，也是相当的强，就在这个情况下，他才能够用他自己的方式，用《周礼》的方式来建国。

这里是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公元九年1月15日，正在这里王莽接受西汉最后一个皇帝刘婴禅让后称帝，从假皇帝变成真皇帝，改国号为新。在中国的史书中，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王朝的更替，而是将王莽此举视为乱政篡位，然而也有人认为，王莽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必须登上皇位，这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从此时起历时210多年的西汉王朝结束，王莽的时代正式开始。王莽代汉而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做皇帝的先河。

杜维明：他确实争取到了话语权，话语权的本身是力量，是权利，而这个话语权的权利也和当时政治发展有很密切的内在关系。

王启发：传统意义上来讲，认为他还是逼迫汉室的人，比如说那个孺子婴年龄小，然后把权力让给他了，那么从现在的史书里面看，确实没有看到刘氏政权里边有什么强力人物出现，来跟他争夺这个权力。

王莽在朝野得到最广泛的支持，用和平的方法接收政权，西汉王朝在平静中消失，一个叫新朝的新王朝在平静中诞生，两大王朝在交替之际几乎没有太多流血。做了皇帝后，王莽雄心勃勃地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他的理想，在政治方面，为了表示革故鼎新，王莽根据儒家的经义，尤其是根据《周礼》，讲很多政府机构和官职改换名称，此外，他还根据古籍，更改了秩禄之号，按照传说的周制，大封五等诸侯。如果说政治上的改革都是形式上的改变，那么，王莽在经济方面的改革则更加全面而深刻，但也面临更大的风险，为消除西汉末年普遍存在的土地兼并的弊病，王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王田制，也就是恢复类似于周代的井田制度，将全国土地国有化，不允许自由买卖。王田制本意是良好的，抑制土地兼并是要使人数众多的国家赋役负担者编户农民有田可耕，重建被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所破坏的经济秩序。

孙晓：土地集中在这些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手里以后，大量的平民因为没有土地而流离失所，变成了流民，这个社会也不会很稳定，王莽他就采取了王田，他说所有的田都是国家的，所以说我就可以平均分配，你把这些大土地所有者的田拿过来，你不就是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吗。

在推行王田的的同时，王莽又将奴婢改成私属，并禁止奴婢买卖，即改变奴婢与牛马同栏的地位，又抑制大量农民沦为奴婢，然而，这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麻烦，最后结果是上下不得人心。

孙晓：废奴就是把奴婢从大土地所有者手中要给他解救出来，一方面就是想削弱这个大土地所有者这些集团的这种势力，第二个也使国家获得了更多的一些劳动力，也是因为政策做得不彻底。

五军六莞政策也开始全面实施，五均：即由政府统一物价，平衡市场供应，王莽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六大城市设立了五均官，来控制物价暴跌，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但由于缺乏官僚集团的支持，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这样，反而形成了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集团。六莞就是由国家直接接管六项重要的经济事业，既包括酒、盐、铁器由国家专营，有中央政府统一铸币，经营山上水中的资源，国家要收税，这项政策真正的结果是养肥了主管官员，国家财政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负担更重，至于正当的商人、手工业者在官营商业体制下已无立足之地了。

孙晓：想法是非常好的，包括五均六莞很多措施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他在实践过程中就遇到了很多问题，包括这些具体的这种执行的官僚、这些阶层，他们政府要求的是一套，他另搞一套。

在王莽的家乡大名县，如今很多人收藏有王莽时期的些货币，这些货币种类繁多，只有真正的藏家才能分辨出它们当时的面值。

采访：这是王莽改制前用的五铢钱，这其它的还有大泉五十、兵钱、货泉，货泉比较多，剩这其他的是五铢也不少。

王莽频繁的改革币制，他即位后，前后共进行了四次币制的改革，变更发行了几十种货币，而且每次易币都是以新铸的劣质货币代替质量较高的旧币，由于这些货币无信誉可言，所以在货币改革的期间，物价飞涨，经济混乱。

孙晓：就像王莽的别的政策一样，它是经常变化的，新的钱币来了以后，老板应还没有熟悉以后它就变了，所以说它带来的社会问题就更多。

理想与现实，动机与效果之间，正在出现巨大的鸿沟，王莽的改革遇到重重阻力和困难，而人口数量的激增，不仅是西汉末年的难题，同样也是王莽必须面对的难题，为了管控阻力与不断暴涨的大量流民，王莽规定凡是无业的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组织强迫劳役，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这项政策同样是善意与富有理想的，然而实施起来却非常的困难，于是王莽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青海湖。在青海省海晏县文化图书西海郡博物馆里，保护着王莽时期一件重要的文物，西海郡虎符石柜，虎符石柜是放兵符的柜子，这是王莽西拓疆域，特派专员在青海湖畔设置一个庞大的石质信物。

李启录：王莽他雕凿了这个虎符石柜以后，表明了我的政权已经涉及到了我们西部草原。

西海郡虎符石柜是在海宴县县城约一公里处的西海郡遗址出土的，王莽根据古书有四海之说，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名义上如此，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强制移民，解决西汉末年人口暴增对关中、关东地区带来的人口压力。任玉贵对西海郡的建立有详细的了解，谈到凑成四海的说法，认为不过是王莽托古改制的借口罢了。

任玉贵：当时王莽就想，在这个地方叫羌海，就是羌人住的地方，于是他就派审查的人来到这个地方把羌人贿赂一下，拿了很多金银财宝，羌人见了非常高兴，他们就跑到青海湖以西地方去了，把这个地方给了汉王朝，在这个地方建立西海郡。

西海郡古城遗址目前保存完整，东西长650米，南北宽600米，城墙残高达四米，四个城门址保存完好，城内还隐约可以看出隆起的墙垣所构成的三个方形或长方形的小区。

任玉贵：这个工程相当浩大，除了主城以外，城里还有设施，它有太守府，还有西部都尉府，除了这些官府以外，还有一些兵营，还有筑城的民工，还有这些囚犯，当时那一块，我们想象是非常热闹的。

为了缓解国内愈来愈尖锐的社会矛盾，王莽还多次发动与四夷战争，其本意是通过外部的战争，增强国内的凝聚力，然而在具体的实施中，这些战争不仅没有起到冻结国内社会矛盾的作用，反而因强征暴敛更加激化了国内矛盾。自然灾害同样加速着王莽失败的步伐，这是位于大名县的王莽堤，是为防止灾害而修筑的，实际上这是一条宽约40米，高约两米的堤基，犹如一条长龙纵横在大名县内，残断连绵20公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汉代金堤遗址，如今在堤上还能发现当年的汉砖。

桂士辉：它形成的原因，是当时地面水比较高，它弄成这个砖坯之后，为了让它晾晒干，就在那边铲那个芦苇，铺那个席，把它放上面，这样一放就形成一个凹槽。

公元十一年，正是在大名县附近的黄河魏郡河段发生了决口改道，黄河决口成灾，在汉代并不少见，但这次决口形成了改道，在人口稠密的关东地区，大量耕地被毁。公元22年，各地农民相继起义，天下溃畔，事穷计迫，王莽不得不废除王田、奴婢、六莞之计，即为以来不便于民的诏令也都废除，这意味着改革的全盘崩溃，而王莽本人也将面临最大的困境。

杜维明：王莽在做巨大的这个文化运动，而且，他有内在的政治含义，那么真正的，对他的理想能够认同的，在很多地方开始有所质疑，时间那么短，这有很大的关系，又好大喜功，在他没有得到这个地位的时候，他是礼贤下士，他逐渐逐渐地表现出来骄横。

孙晓：他把事情做得太急了，把很多政策，同时一个短时间内推出，这种政策之间，这种措施之间互相抵触的地方就非常多，第二个，遇到了阻力以后没有办法，就变成了这种政策执行不下去，就难以执行，难以执行的政策就造成了更大的社会混乱。

最致命的危害往往来自于内部，以王莽为核心的儒生改革集团的内部分化，是对王莽最沉重的打击，在王莽代汉的过程中，刘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王莽做了皇帝后，过于相信自己，而疑心过重，对刘歆有了防备，弃之不用，由于王莽改革的全盘失败，原先的圣人王莽几乎成为全民公敌，人心思汉，民间出现了很多刘姓将再次称帝的说法。这位与王莽有着共同理想的大经学家竟然参与了废除王莽的兵变，公元23年7月在兵变失败后，已经年过七旬的刘歆自杀身亡，这件事震动了朝野，也给新朝皇帝王莽以致命的打击。

孙晓：一个有理想的人都很寂寞的，有理想人都是很孤独的，为什么刘歆死后，王莽终日感到很潦倒，因为他连这样一个知己都死了，一个本来和他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都很契合的一个知己，最后也变成了他的反对者，你想一想，王莽到了晚年，政治理想破灭，政治的实践难以实行，他这种孤独感和寂寞感是很强大的。

杜维明：对王莽重新的评价是现代历史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特别是在建国以来彻底改变，把这个制度彻底改变，这中间有个非常大的距离，你彻底改变的本身是一个断裂，而断裂会带来，常常是不可预期的不良后果，你不管你的理想多高，你当时所要处理问题多尖锐，如果你想就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特别汉代经过那么长期的发展，那么多各方面地方的力量，那么多积累的资源，你都不管，这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急功好利，在很短的时间，没办法维持下去。

刘歆的年纪与王莽相仿，志同道合，西汉末年，当整个王朝都陷入腐败堕落时，正是刘歆与王莽一起建立了新朝的理论基础，力促王莽建立新朝，然而在王莽军师外破、大臣内叛、左右无所信的艰难状况下，刘歆进行了最彻底的背叛，这包括数十年的情谊和共同的理想。王莽从此深居宫中，读书累了，就靠几案而睡，他似乎预感到了自己的悲惨结局，他的理想无法与现实相结合，他的近似梦幻的改革已使他走到悬崖。然而他并不甘心，他自以为是怀着救济天下苍生的儒家宏愿的，兢兢业业、事必躬亲，即便有错，自己的本心不错。他曾是那样的深得人心，即便现在，他仍然希望从古文经中找到出路和答案，希望上天给他重新来过的机会，但上天没有眷顾他，改革集团内部分裂，加速新莽政权的灭亡。

各地农民纷纷起义，逐渐形成赤眉及绿林两股势力最强的义军，而更始军的兵峰正直指京城，公元23年夏末，转火逼近长安，十月初二，起义军攻入宫门，大火蔓延。《汉书》有紫色蛙声，余分闰位，把王莽篡汉说成是以紫夺朱，蛙声打鸣。此时的王莽，穿上了紫色的礼服，将自己的生命完全托付给了上天，王莽最终死于乱军当中，在农民起义的凯歌声中，新朝政权宣告灭亡。

王莽之死，使儒家们的理想从巅峰坠落，他们的政治实践也戛然而止，好梦终究难以成真，我们依然应该肯定王莽作为壮志未酬的改革家，在中国历史中应有的地位，肯定他为克服西汉末年社会危机而进行改革的见识和勇气，肯定他为实现儒家构想的理想社会而做的大胆尝试，我们还可以从斑驳的历史记忆中，从儒家恢宏的理想和未取得成功的改革实践中，找到一些经验，一些教训，让我们认识到改革必须切合实际，措施得当，贯彻有力，善始善终，会认识到改革的艰巨与困难。如此，我们才能在历史教训中汲取营养，成就我们自己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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