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金融风暴中，处于风口浪尖的进出口行业受到的冲击最直接也最严重。首先，危机从金融层面转向经济层面，直接影响出口。美国消费支出占GDP的70%以上，2007年美国国内消费规模约10万亿美元，而同期中国消费者支出约为1万亿美元。短期内，中国国内需求的增加无法弥补美国经济对华进口需求的减少。据测算，美国经济增长率每降1%，中国对美出口就会降5%～6%。其次，次贷危机进一步强化了美元的弱势地位，加速了美元的贬值速度，从而降低了出口产品的优势。美国联邦储备局不断降低利率、为银行注入流动性资金与我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形成矛盾，导致大量热钱流入中国，加速了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的进程，从而使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优势降低，对美出口形成挑战。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出口呈现减速迹象。上半年中国继续延续出口增长减速的趋势。从出口金额看，上半年同比增长21.87%，比2007年同期27.55%的增长速度降低近6个百分点；从出口数量看，上半年同比增长8.44%，也明显低于2007年同期10.11%的增长速度。除了出口数量减少外，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海外企业的违约率也开始上升，出口企业的外部信用环境进一步恶化。据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浙江分公司统计，前5个月收到的报损案件金额高达3034万美元，同比增长80%；已支付赔款895万美元，同比增长525.6%。其中，2008年理赔量比2007年同期增长525.6%，本地企业的海外坏账率增长约为268%。
具体到行业，保险业近年来总体处于上升状态，除了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保费增速降低，但仍超过10%。纺织行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比较严重。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08年9月份，纺织品服装出口较8月份减少近6亿美元，较上年同月仅小幅增加约3亿美元，9月份出口延续了8月份微幅增长的趋势。随着美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以美元计价的纺织出口接近零增长，以人民币汇率计价的出口额持续负增长，20%的纺织企业出现亏损；汽车行业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总体表现低迷。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统计，今年1～8月，乘用车产销463.24万辆和455.03万辆，同比增长13.67%和13.15%，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幅回落8.32个百分点和10.94个百分点。从8月份的汽车销量来看，欧洲同比锐减16%，北美降幅达15.5%，日本汽车销量下降14.9%。而中国国内汽车销量同比下降了5.4%，环比下降了6.0%；船舶行业也深受其害。由于金融危机，世界船舶融资的形势也日益严峻，欧洲许多银行都暂停了船舶融资业务，预订船舶但未获融资的比例明显上升。一些船东被迫取消船舶订单，如香港金辉船务取消了在大连船舶重工订购2艘VLCC的订单，雅典OceanautInc取消9艘7亿美元散货船订单，韩国、印度中小船东也相继出现了取消订单的情况。就地区而言，东部地区由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所受损失相对较严重。广东有2万至3万家大大小小的工厂倒闭，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合俊集团旗下的两家玩具加工厂倒闭，6500名员工面临失业，这是受金融危机冲击中国实体企业倒闭规模最大的案例。就出口国家来看，中国对美国出口金额增速下降较为明显，对欧盟和大洋洲的出口并未受到明显影响，而对拉美和非洲等发展中地区的出口金额则出现了强劲增长态势，上半年中国对拉美、非洲出口金额增长都在40%以上，远远高于对欧洲和北美的出口金额增长速度。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与扩散，中国对欧洲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也会受到影响，从而对中国整体出口增长构成严峻挑战。
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次级债券衍生合约的市场规模被放大至近40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7倍之高。日本媒体报道这次危机将导致全球金融资产缩水27万亿美元。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撰文指出：“有一天，人们回首今日，可能会把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评为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现已显现，世界经济下滑几成定局。中国是这次危机中受损最小的发展中国家，直接损失较小，但是间接影响也不可小视。出口将减少，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其作用开始消弱；投资者的信心有所动摇，投资积极性不高；银行“惜贷”，国内流动性不足。目前，扩大内需，尤其是刺激消费已成为政府和学界统一的经济调整口径，但仅依靠个体经济行为（个人与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显然有些“牵强附会”。实践表明，当经济处于衰退、或预期衰退时，（我国仍处于良性轨道上，但经济下滑）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应该说，从不久前的“反通胀”到今天的“保增长”政策突变，正在考验着政府宏观经济驾驭和调控的能力。
经济领域的剧变带来了人心理上的改变，他们越来越失去安全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次排山倒海般到来的金融危机不啻于美国经济领域的“9·11”。美国人开始质疑美国政府的决策能力，美国数家新闻媒体23日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8%的接受调查的人认为，当前美国国家路线不对。民心的这种微妙变化，无疑将在即将白热化的美国大选中发挥“威力”，因此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麦凯恩都在不遗余力地批评现政府的决策之余，还热情洋溢地发布解决经济困境的“妙招”，为的就是争取这部分选民。
金融危机也直接冲击到个人的生活。通货膨胀、企业倒闭、经济困境降低了人们的支付能力，这不仅使得还不起房贷的人增多，也大大降低了许多人的生活质量。从去年开始，就不断有普通美国人抱怨，连日常开支都要一再思量、一再缩减。
金融危机会导致风险资产价格暴跌，如股市、房地产、大宗商品等会出现价格暴跌，居民财富会大幅缩水。而资产价格的大跌会造成市场供需关系的失衡，再加上资金链容易断裂，所以企业容易停产甚至倒闭，失业率会攀升，企业与个人信用会下降，由此又带来银行呆坏账的增加。扩展资料：
金融危机（Financial Crisis）是指金融资产、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危机，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的现象，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有时候甚至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系统性金融危机指的是那些波及整个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危机，比如1930年引发西方经济大萧条的金融危机，又比如2008年9月15日爆发并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是金融领域的危机。由于金融资产的流动性非常强，因此，金融的国际性非常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可以是任何国家的金融产品、市场和机构等。
金融危机的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幅度的缩减，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的现象，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有时候甚至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理论上而言，“金融”与“经济”本身就存在较大差别。“金融”是以货币和资本为核心的系列活动总称，与它相对应的主要概念有“消费”和“生产”，后两者则主要是围绕商品和服务展开。所谓金融危机，就是指与货币、资本相关的活动运行出现了某种持续性的矛盾。
经济”的内涵显然比“金融”更广泛，它包括上述的“消费”、“生产”和“金融”等一切与人们的需求和供给相关的活动，它的核心在于通过资源的整合，创造价值、获得福利。在全球金融风暴中，处于风口浪尖的进出口行业受到的冲击最直接也最严重。首先，危机从金融层面转向经济层面，直接影响出口。
一、世界经济复苏很不均衡。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增长强劲，中国经济增长预计达10%；而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虽然保持了复苏势头，但近10%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日本在中国等新兴市场需求的拉动下，出口增长，推动了经济复苏，但其财政赤字高企，债务规模接近 GDP的200%；欧元区经济总体上保持上行态势，但受到希腊等多国主权债务危机的拖累，经济复苏和调整举步维艰。总的看来，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后危机时期的结构调整，很难快速实现稳定的增长。由于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份量，其经济恢复状况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世界经济的恢复。二、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仍较脆弱。发达国家普遍面临高财政赤字风险，这可能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因素。从欧洲到美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都呈现加剧的状况，一旦主权债务危机爆发，金融市场将大幅震荡，拖累经济的恢复性增长。相继发生的冰岛、西班牙、希腊和迪拜债务危机，就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带来很大冲击。（希腊债务危机： 09年10月希腊政府突然宣布，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对其成员规定的3%和60%的上限。鉴于希腊政府财政状况显著恶化，全球信用评级机构相继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引发希腊债务危机。迪拜债务危机： 09年11月，迪拜财政部宣布，由政府持有的迪拜世界公司及旗下的房地产分支棕榈岛集团将推迟偿付数十亿美元的债务，以便进行债务重组。据《纽约时报》估算，迪拜世界公司的对外债务高达590亿美元，占迪拜总债务的74%。被此次迪拜债务危机深套其中的债权人包括汇丰控股、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全球多家知名大银行。）不仅如此，作为危机源头的美国金融业，其盈利前景仍存在很大变数。如身陷“欺诈门”的华尔街金融巨头高盛集团，被美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涉嫌在销售次级抵押贷款支援类证券的金融衍生品时存在欺诈行为。讯息传出，由于高盛集团将面临司法调查，其声誉损失对业务产生的影响难以估计，引发全球金融市场不同程度动荡。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兴未艾，但引发危机的结构性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说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乃大势所趋，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至关重要。危机后，主要国家和集团相继召开峰会，就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金融监管达成广泛共识。由于当今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源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反映的是当时以欧美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数十年过去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提高发展中国家在两大机构中的发言权势在必行。在匹兹堡金融峰会上，与会国代表一致同意将基金组织和世行份额向发展中国家分别转移5％和3％。在基金组织和世行会议上，也决定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重。世行这一改革进展，使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投票权整体超过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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