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省魏晋至宋的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之一。始名尚书台，后称尚书省。它是由汉代皇帝的秘书机关尚书发展起来的。

秦及汉初，尚书是少府的属官，是在皇帝身边任事的小臣，与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合称六尚，因其在殿中主管收发(或启发)文书并保管图籍，故称尚书。汉武帝刘彻时，进一步强化君权，政事不专任二府(丞相府、御史大夫府)，尚书因主管文书，省阅奏章，传达皇帝的命令，地位逐渐重要。武帝游宴后庭，为便于出入宫禁，用宦者主管尚书事务，称为中尚书令，简称中书令，又兼谒者之职，因称中书谒者令。但在宦官为中书时，也有士人任尚书之职，如张安世曾于武帝时任尚书令，五鹿充宗于元帝时任尚书令。元帝时，宦官弘恭、石显先后为中书令，“权倾内外”。由宦官典尚书的制度，受到大臣激烈反对。到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终于专用士人。由于尚书在西汉已成为政府机要部门，所以凡是掌握实权的大臣都领尚书事，如霍光以大将军领尚书，王凤以大司马领尚书。

汉光武帝刘秀鉴于西汉晚期的权臣专政，有意削弱相权，太尉、司徒、司空居三公高位，名为宰相，而实际权力则逐渐移于尚书。当时，尚书机构称台，有令、仆射各一人，尚书六人，分主六曹(或说为五曹六尚书，其中三公曹置尚书二人)。令、仆射之下有左、右丞各一人，“掌录文书”，并检查各项事务是否按时完成。尚书之下有侍郎三十六人，分属六曹，主起草文书；又有令史十八人(每曹三人)，主抄誊文书。此时尚书台已成为组织复杂的机构，成为政府的中枢，号称中台。所以章帝时韦彪说：“天下枢要，在于尚书。”但是在东汉，尚书台仍然算是少府的下属机构。尚书令、仆射、尚书等官的禄秩都较低，令秩千石，仆射、尚书秩均六百石。

三国时，尚书台已正式脱离少府，成为全国政务的总汇。令、仆射、尚书品秩已经很高，并为第三品，与九卿同级。汉献帝时，曹操执政，荀勦为尚书令，曹操征伐在外，荀勦常居中持重，可见此官地位之重要。但正是因为它威权的升高，引起最高统治者的疑忌，所以最高统治者又开始剥夺它的权力。曹操为魏王时，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其子曹丕(魏文帝)代汉称帝后，改秘书令为中书令，又置中书监，并掌机密，下统中书郎若干人，组成中书省。魏明帝时，中书监、令号为专任。于是在尚书台之外复有中书省，而原来作为皇帝侍从的侍中也逐渐成为参预机密的要职，尚书台不再有独占机枢的地位。虽然如此，由于全国政务首先集中到尚书台，因此它作为全国行政总汇机构的趋势仍在继续发展，执政重臣也要加上录尚书事的头衔，才能过问机密。

孙吴略仿曹魏，也是尚书、中书并置。蜀汉则沿袭东汉，尚书之权甚重。

西晋沿袭曹魏，以尚书台总揽政务，而别置中书、门下二省以分其权。然尚书令、仆射仍是全国行政部门的首脑，称为端右、端副，地位在中书监、令和侍中之上，重臣当国仍必加录尚书事。东晋以后，录尚书之权渐分，有时以三四人并录尚书事。宋孝武帝孝建中，为防大臣威权过盛，遂省去录尚书之职，以后置废不常。又自魏晋以后，士族崇尚清淡，不屑过问琐碎的日常事务。西晋王衍自尚书仆射迁尚书令，身居宰辅，不以经国为念。梁朝谢肭为司徒、尚书令，惮烦，职事多不览。又自东晋以后，高门子弟都以出身作尚书郎为耻辱。高门既不屑就，就者也多不办事，故自东晋以后，令、仆射及郎中多不奏事，当官成为挂名，于是，尚书台的日常事务多交给令史去处理。这样，令史就渐揽事权，尚书省内部有权力下移的趋势。由于令史实际作用的增大，梁武帝曾拟提高都令史人选，不用寒人而改用士族。但土族尚不乐为台郎，何况令史，所以此法不能推行。加之，南朝时中书舍人传任机密，尚书省的实际地位更为下降。

西晋灭亡后，在北方建立的十六国，除前凉、西凉遥奉江南正朔，不立尚书台外，其余政权均见尚书令、仆射、尚书等官职。但其具体情况不详。

北魏出自鲜卑族，本身有部落大人会议决事的制度，及魏道武帝拓跋硅破后燕，皇始元年(396)始仿魏晋立尚书台，置三十六曹。但北魏前期的尚书台是鲜卑旧制与中原制度的糅合，与江南制度迥然不同。北魏尚书制度的正式建立，实际在太和改制以后。太和十五年(491)魏孝文帝元宏改定官制，十七年，颁布第一个职员令，太和二十三年又颁布第二个职员令，尚书省及其他官职都仿照魏晋制度，主要也是以尚书省总领庶政，而中书、门下二省分掌机权，门下之权尤重(见门下省)。

东魏、北齐承袭北魏，而尚书之权较重。这是因为北齐文襄帝高澄、齐文宣帝高洋都曾在东魏朝担任过尚书令。北齐除在首都邺城置尚书省外，在晋阳也置尚书省，同样具有中央行政机构职权，这是因为晋阳是北齐下都，皇帝经常前往并在那里发号施令。

西魏时，朝廷尚书省的组织情况不详。宇文泰以大行台执政。大行台的组织略同于尚书省，有仆射、尚书、丞、郎等职。周惠达、苏绰、卢辨都曾为行台尚书。到西魏末才实施摹仿《周官》的六官制，废除了尚书省。北周承之。

隋文帝杨坚代周称帝，于开皇元年(581)恢复了尚书省，并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行政机构。隋代不置录尚书事，尚书令虽设而常缺，尚书左仆射便是首相，高僎任此职达十九年，综理全国政务。他虽兼任纳言(即侍中)，而权力主要来自左仆射之职。高僎之后，杨素亦为此职。大业元年(695)，杨素升任尚书令。杨素死后，隋炀帝杨广不补尚书令，大业三年后，左右仆射也不补任了。

唐沿隋制，也是三省(尚书、门下、中书)并置，而尚书省事无不总，是全国行政的总汇机构。尚书令仍是虽设而虚其位，仅李世民为秦王时曾一度担任。唐中叶后，唐德宗李适为雍王时再兼此职。故唐以仆射为省主，若置左、右仆射，便以左仆射为省主。仆射之下设左右丞，协助仆射分理省内事务。尚书省设六部二十四司，部有尚书，侍郎为之副；司有郎中，员外郎为之副。吏部综铨选之任，户部(初名度支，隋代称民部，唐代因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改为户部)负财政之责，礼部掌礼仪及贡举，兵部主兵籍、器仗，刑部(初名都官)理刑狱辞讼，工部知工程建设。全国政务，各归所司。九寺三监，则成为具体办事的职能机构，贯彻尚书诸司所传达之政令。地方州、县亦禀承尚书符令施政，并定期向尚书诸司申报户口、籍帐及政绩。故尚书省仍是国家政事总枢纽，是最高行政机构。

唐初，左、右仆射及中书令、侍中并为真宰相，左仆射居首，地位极为尊崇。太宗贞观年间，房玄龄为左仆射近二十年，成为唐朝著名宰相。但是就在唐朝前期，尚书省的地位已在下降。首先，是仆射相权的削弱和被剥夺。唐朝在门下省设政事堂，为宰相议政之处。参加议政者原为三省长官(即左右仆射、中书令、侍中)。但皇帝又以敕令指定其他官员参加议政，称为参加机务、参议朝政等。其官品位较低者则加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亦为宰相。贞观二十三年(649)，李籣拜尚书左仆射，亦加同中书门下三品称号，于是左仆射为当然宰相的地位发生了动摇。其后，凡官仆射者必须加此称号，才能参加议政，才是真宰相。左右仆射逐渐被排除于宰相之外，到唐玄宗时就少有仆射参加议政的事例。尚书省因其长官被排除于决策机关之外而成为单纯的执行机构了。其次是尚书省各部诸司的职权逐渐为新发展起来的各种使职所夺。这种使职由皇帝以敕令任命，专管某一具体职事，属于差遣性质。唐玄宗时是各种使职迅速发展的时期，如在财政制度方面就有劝农使、度支使、营田使等的设置。这些专一性的使职，直接禀承皇帝的敕令，指挥其下属机构，很少通过尚书省。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军事上的急需，使职增设更多，权力更大；加以宦官专政，藩镇跋扈，尚书省的职权更加削弱。于是尚书诸司成为闲曹，“兵部无戎帐，户部无版图，虞、水不管山川，金、仓不司钱谷”，“官曹虚设，俸禄枉请”，“一饭而归，竟日无事”。唐朝后期，尚书省已有名无实。北宋初，形式上还保留尚书省的组织系统，但权力既不归属，郎官又不治事，权借此以寄禄秩，别无差遣，尚书省的制度名存实亡。辽、金有尚书省，与宋制略同。元代以后，尚书省遂废除。

官署名。

秦、西汉少府有尚书署，掌收发诏命章奏。东汉称尚书台，亦号中台、内台，仍设宫禁中，职权更加扩大，名义上仍隶少府，实际上直属皇帝，既是参与决策的宫廷出令机构，又是综理国事的政务中枢，兼具中朝、外朝双重职能。各级官府奏章皆呈送尚书台，由其拆阅、裁定、记录、转呈、代奏，并向皇帝提供建议，参议政事。皇帝有成命，由其拟诏出令，下达三公府，有时不经三公，径下九卿。本台官员对诏令有异议，有权驳议。官吏选举、任免、考课、弹劾、诛赏、刑狱，无所不总。上自中央九卿，下至州郡，一切行政事务，由其分曹监督管理。虽置三公，形同虚设，权归台阁。太傅、太尉、大将军等大臣如加“录尚书事”衔，始可参预国政，综理政务，成为真宰相。长官为尚书令，次官为尚书仆射，总领台事，参议朝政。左、右丞各一员，掌台内具体事务及监督诸曹。设尚书六员，分领三公、吏、二千石 (后又分曹)、民、客 (后分南北主客)、中都官诸曹，曹各置郎 (侍郎、郎中)、令史。东汉末仆射分置左、右。和帝以后，信用宦官，中常侍出纳王命，与尚书台分权。魏、晋以来改称尚书省。然魏、晋、南朝宋、齐往往台、省互称。参见“尚书”、“尚书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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