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的发生原因是什么?

皖南事变的发生原因:

皖南事变的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从客观上讲,是国民党自抗战以来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个主要原因是毫无疑义的,绝不是有的学者认为是八路军、新四军发动了苏北曹甸战役,共产党“得陇望蜀”,错误在先引发的。从主观上讲,则是由于中共对形势判断的过于乐观和皖南新四军军事行动部署不周、指挥不力等原因造成的。

皖南事变的发生,根源在于国民党蓄意制造、精心策划的反共阴谋,在抗日战争中限制和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是国民党的既定方针,是第二次国内战争的延续。1937年夏,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危及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终于把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老对手带到了守土抗战的同一条船上,国共两党分别调整了各自的政策,达成统一合作协议,共渡劫难。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节节阻敌,八路军和新四军则迅速开赴敌后作战,配合正面战场。两个战场互相配合、互相依存,分别牵制着大量日军,使日本侵略者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国民党当局对八路军、新四军也屡有嘉勉,正如陈毅所说:“上峰前后嘉奖电文数十余通,即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亦俯首帖耳,甘拜下风,屡电驰贺者再,此固事实之昭然,非可以浮词粉饰者也”。

但是,对抗战中日益发展壮大的中共武装,蒋介石始终心存忌惮,不断谋划对策,不仅纵容一部分顽固反共势力制造磨擦,而且积极筹划和鼓动更大规模的反共行动。蒋介石当初同意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完全是形势所逼,大势所趋。

扩展资料

皖南事变介绍:

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一个教导团、一个特务团和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的各两个团,共9000余人,由泾县的云岭(新四军军部所在地)起程,向茂林前进。茂林地区丛山环绕,断崖绝壁,国民党反动派预先在这里布置了由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约8万余人)。7日,新四军到达茂林,国民党军立即对它实行包围袭击。

新四军指战员仓卒应战,并电国民党当局质问。但蒋介石诡称已电顾祝同查询真相,实则密令各部切实执行其“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毒计。新四军指战员在军长叶挺的指挥下,奋不顾身,英勇地抗击了国民党反动部队的围攻。

经七昼夜血战,终以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等率领3千余人突围外,大部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亲赴敌108师师部谈判,竟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皆遇难。

蒋介石随即又在1月17日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反咬一口,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其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并令汤恩伯、李品仙的20余万军队进攻江北新四军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已达顶点。

参考资料:

皖南事变真相辨析—人民网

皖南事变—百度百科

【读毛年谱(196)】1940年,毛泽东47岁。

1940年1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项英电:

这封电报一年后,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至14日,除2000余人突围,6000余人战死。叶挺被扣押,项英等领导人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这一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先从新四军成立之日说起。

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这是新四军的建军节。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军部移驻江西南昌),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任副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4个支队(10个团)和1个特务营:

第1支队由湘鄂赣边、湘赣边、赣粤边、皖浙赣边、湘南等地红军和游击队编成,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辖第1、第2团;

第2支队由闽西、闽赣边、闽粤边及浙南等地红军和游击队编成,张鼎丞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后粟裕),辖第3、第4团;

第3支队由闽北、闽东红军和游击队编成,张云逸兼司令员,后谭震林任副司令员,辖第5、第6团;

第4支队由活动在鄂豫皖边的红28军和鄂豫边游击队编成,高敬亭任司令员,辖第7、第8、第9团和手枪团;

军部特务营由湘南、闽中等地红军和游击队编成。

1938年2月,新四军军部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 皖南歙县 的岩寺集中,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 黄安七里坪 和河南 确山竹沟 集中。

到1938年4、5月份,在项英的领导下,红军整编为新四军的任务全部完成。 全军共1万零三百余人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任务。

华中地区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处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华北抗日根据地已经相对成熟,而开拓华中地区,主要靠新四军。六届六中全会后,周恩来于1939年春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帮助他们确定“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正确方针。

但是,新四军进行整编训练、准备开赴华中敌后时,华中敌后的政治形势已比八路军初入华北时要复杂得多。新四军不仅要同日军作战,而且要时刻防备国民党顽固派从背后来的袭击。

主持新四军工作的东南局书记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组建新四军的工作中是有功绩的。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缺乏远大战略眼光,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他过分夸大这些困难,举棋不定,贻误了新四军向华中敌后发展的最好时机。

1940年初,新四军的兵力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驻在皖南;陈毅、粟裕率新四军第一、 二支队开辟苏南根据地后成立江南指挥部;张云逸率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辟皖东根据地后成立 江北指挥部

这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应该放在哪里?对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意见。

刘少奇到中原后,向中共中央建议:抽调八路军一部南下,而在江南的新四军渡江北上,大力发展苏北。

项英则认为:华中的南部各省在政治上和群众基础上都对我有利,北部的发展也必须有南部配合,况且 驻皖南的部队要北渡不但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 。因此,他主张:努力发展和增强皖浙赣等地的工作。

面对这样两种意见,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等在1940年1月18日举行中央书记处会议,经过研究,决定支持刘少奇的意见。19日,王稼祥起草了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并东南局电,进一步明确新四军的发展方针,指出:

1月29日,毛泽东和王稼祥致电项英、叶挺,指出:

根据这个要求,新四军江北部队立刻抓紧时机向皖东敌后发展,到三月间就从原来的五千人发展到一万五千人左右,为向苏北发展开辟了道路。

新四军刚取得一点发展,蒋介石立刻命令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桂系将领李品仙,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等部向江北新四军进攻。这是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在华中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信号。

面对这种严峻局势,毛泽东立即发出“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的警告,并且及时作出如下部署:

他提醒处在国民党军队三面包围下的皖南新四军军部:

这时,蒋介石已打算将军事进攻的重点从江北移到江南。他们分析江南新四军的情况后认为:

顾祝同在谈判中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军全部南调 ,以便切断新四军和八路军会合的可能,并使他们集中到苏南狭小地区后再加消灭。

对国民党的这种企图,毛泽东已有察觉,他认为,新四军在苏北有力地打击韩德勤部的进攻后,顾祝同一定会对皖南、江南的新四军采取加紧压迫的手段。3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项英,刘少奇,张云逸,陈毅电,指出:

4月1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要求八路军立即抽调四万至五万人的兵力,在三个月内外到达华中,增援新四军,创建新的敌后根据地。

遵照毛泽东部署,江北新四军以劝告和争取的态度暂时制止了桂军的东进,同时在军事上击退了苏北方面韩德勤的进攻。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皖南的情况,因为停留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北面是受到日本军舰严密封锁的长江,东、南、西三面都有国民党的重兵,随时有被突然袭击的可能。4月3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询问:

4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项英、刘少奇,指出:

国民党方面的诡计,毛泽东早就洞若观火。项英在紧要关头如何反应的呢?

参考书目

综合《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项英传》《新四军战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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