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春秋时代，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民不聊生，学者们也纷纷叹天下之大，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于是游走列国，到有政治野心的诸侯王那里混碗饭吃，到战国时代这种情况更甚，最终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政治社会的动荡促进了思想界的极度活跃。
先秦学术，可分为儒、道、法、墨、阴阳、名、纵横、杂、农、小说、兵、医等十二大家，其他还有一些小的学术流派，统称诸子百家。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给后代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给我们以无尽启示。但是，关于这些学说孰优孰劣的比较和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不知道争论有没有好处，但是比较，却是一种绝好的学习。
一、儒家
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论语》、《孟子》、《荀子》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是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儒家强调克己复礼，认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加强自身修养，统治者要做好垂范，以身作则，被统治者要自觉遵守道德规范，不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和谐社会秩序。
在政治上，儒家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在管理中，规矩是应当拥有的，不成规矩不成方圆，但是如果过分拘于礼教，也难免有教条和刻板之嫌。
而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民贵君轻”，提倡统治者实行“仁政”，在对人性的论述上，他认为人性本善，提出“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截然不同，但是二者关于管理应当实行仁政的观点却是一致的。
无独有偶，国外管理理论中也存在这种关乎善恶的分歧，科学管理的创始人泰罗认为，人就是好逸恶劳，趋利避害，一切出于经济动机的“经济人”，而麦格雷戈和他的观点截然相反，他的理论注重挖掘人性，从动态的观点来看人。其理论对人特性的假设有其积极的一面，它为管理者提供了一种对于人的乐观主义的看法，而这种乐观主义的看法对企业争取职工的协作和热情支持是必需的，员工毕竟都不愿意被企业当作小偷和懒汉来看待。
二、道家
代表人物：老子、庄子、列子。作品：《道德经》、《庄子》、《列子》
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其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老子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无为而治要建立在规范管理的基础上，领导者要具备高超的领导艺术，要平衡集权与授权的度，有为而不妄为，有所为有所不为，无为而无所不为。乱世靠有为，治世靠无为；创业靠有为，守业靠无为；管理靠有为，领导靠无为。有为与无为的辨证关系，需要在实践中进行艺术化的处理，绝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描述的大概是一个理想化的社会，在一个逐渐法制化的社会，这种把没有管理当作最好管理的说法实在难以和我们形成共鸣。
三、墨家
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
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墨子的管理思想也非常丰富。比如以人为本、尚贤使能、尚同控制和察其志功等。挖掘墨子的管理思想对于弘扬东方管理文化、对于促进当分管理科学的发展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对于当今企业管理具有相当的借鉴作用。 比如对以人为本的解释，墨子认为，君子作战虽然有阵法,但是勇敢是其根本所在；治丧虽然有丧礼，但是哀悼是其根本；士人虽然有学问，但是品行是其根本。所以，古代圣王治理天下，必定明察左右，招徕远方贤人。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反省在管理中的重要性。
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之实质，是一种柔性管理，它通过人们之间互动的相爱来改善人际关系，消除破坏性冲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人们既能自爱又能爱人，从而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这符合人自然性的需要，又符合社会道德法律规范。
四、法家
代表人物：韩非、李斯。作品：《韩非子》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这一学派，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法家的法治，强调制度规章的重要性。强调“法”“术”“势”相结合。
“法”：在于健全完善的规章制度。使下属都能够明确知道自己不能够做什么，什么行为是制度不允许的。
“术”：在于有效管理下属和团队的策略和手段。
“势”：在于建立领导的权威，和纪律的威慑。让下属们能够知道，纪律不能触碰，规矩不能违反。如果说“德”强调一种亲近感，那么“法”则旨在建立一种畏惧感。
对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韩非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的这些主张，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根据。
韩非还强调“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这是对“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宗法制度的根本否定，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彼得•德鲁克说：“正因为管理的对象，是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而工作的人的集体，所以它永远应当以人性为课题，永远探究善与恶。而我作为管理咨询者所领悟到的神学，要远远超过先前受过的宗教教育。”这不应理解为仅仅谈美国企业（那里大量员工都是教徒），而是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判断。
在道德哲学的层面，国学坚持的是为数不多的几条做人、为政的大原则。这些大原则凝聚了人类文明最基本的价值，尤其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君子成人之美”的教诲。这实则也是在阐述一种最为朴素的人性，管理是对人的管理，那么对人性的把握就不应当被管理者所忽略。
国学从儒家道德的主轴延伸出极丰富的实践智慧，它们所讲述的东西绝对是大道理。不过这些大道理不是空洞的道理或其根本就是胡说八道，也不仅仅是每个时代的人都要一再追问、反复定义的，属于终极哲理的问题。尽管有不求功利的一面，但中国智慧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在讨论坚持形而上的大原则前提下，如何排除困难、顺利进取，取得形而下的成功。国学是一门探讨好人如何办好事的学问。
法家对社会的认识和对人的认识以及对人的管理，在许多方面，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和西方的某些管理思想相吻合的。因此，有些学者坚持认为，如果中国不是以儒家为其正统文化而是以法家为正统文化的话，那么中国有可能在13世纪就进入了工业革命的时期。一个例子是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起来，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法家的地位都是空前的，“用儒家的心肠，法家的手段”来进行管理后来被一度认为是管理的最优状态，但遗憾的是，秦始皇把有儒家心肠的人都埋到坑里去了，因此，这个朝代比中国历史上哪个时代都要更短。
老子说的也许是对的，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说，治理大国应当像煮小鱼一样，不能随意去搅扰它（否则小鱼就残碎了，可能也不会好吃）。但是，如果随便把鱼儿扔到锅里不去管它，肯定好吃不了。把鱼烧好的关键肯定不在于不去动它，而是要放置适当的作料，把握火候，在合适的时间用锅铲翻那么几下。李聃虽然四体不勤，但是还不至于不懂烧鱼的道理，他的意思大概是，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让员工感受不到你的存在，但是实际上，你又无处不在，这就是无形的文化的力量。
往事悠悠，回顾中国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进程中，儒家学说长期占有统治地位，历史上甚至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所以，儒家成了国家的学说，成为国学。我在此不想为其他学说平反，平心而论，到了现代社会，国学仍有存在的现实意义，在有些地方，国学重新登堂入室，估计国家教育部也同意我的观点。但是，我们研究国学，绝不是简单地要孩子们穿汉服，背论语。要把握一个思想的内核才是问题关键，我们如果掌握了儒家的思想真谛，又何妨披着一层法家的外衣呢？
不能否认，由于人的复杂性，任何一个管理理论都有其片面性，包括我们的国学在内，因此，有理由认为，如果能将上述思想进行辩证的融合，因人而异，因地制宜，不断否定，与时俱进，才是最科学有效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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