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卷为绢本，水墨淡设色，纵24.8厘米、横528.7厘米。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的画卷本幅上，并无画家本人的款印，确认其作者为张择端，是根据金代人张著一段题跋，张著的题记寥寥数语："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从跋文知道， 作者张择瑞原籍山东诸城，早年游学汴京，后来在画院任职，自成一家。他的艺术成就，历来不被士大夫评论家所重视，因而有关他的史料极为稀少。所幸的是他的不朽名作《清明上河图》完整地保存至今，才确立了他在中国绘画史上应有的地位。
为什么叫“清明上河图”，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两字，并非指“清明时节”，而是描绘了当时汴京的清明坊到虹桥这一段上河的秋季景色。 而大多数人认为该画描绘了当年汴京近郊汴河上下清明时节的生活景象，所以叫《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时代背景是北宋时期的开封市，开封位于河南省中部，古称汴梁，汴京，为我国七大古都之一，从战国至金代，先后有7个封建王朝在此定都，素有“自古帝王都”、 “七朝古都”之称、其中以北宋年间最为繁荣，人口多达150余万，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清明上河图》全卷内容，可分为郊野、汴河、街市三大段。中段又以“虹桥”为中心，展现汴河漕运的紧张气氛，达到全卷的高潮。
全图观赏是从右往左，从城外到城内，让观者看得有滋有味。开卷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郊外氛围，春寒料峭，嫩绿新发，疏林薄雾，农舍酒家，阡陌纵横。起首为两人执鞭赶着一队驮炭毛驴趟来，逾小桥，疏林茅舍，匆匆向城内进发。沿曲径而来的一骑数仆护卫着，顶插杨柳细枝、四垂遮映的轿子，从郊外踏青归来，其前导一骑受惊狂奔，驭者慌忙追赶，附近人畜，均作出各自不同的反应，此系全图的引子。
《清明上河图》中段汴河漕船部分
中段描写汴河上下， 这条汴河就是当时为汴梁提供漕运，供应城市生活必需品的河道，河上舟来船往，运输繁忙，靠岸的船只，搭着跳板，正在卸货。一艘巨大的漕船落帆降桅，将从桥下穿过，船夫们紧张忙乱，呼唤叫喊，牵动人心，桥上还有些热心者不顾自己的安危，跨越到拱形桥的栏杆外，一手拉住栏杆探出身子，大声喊叫，挥舞另一只手，指挥着船只顺利通过。看热闹的人群，翘首争睹这惊险场面。
《清明上河图》中段全景
《清明上河图》 并非一般的风俗画，专为表现某一风俗的某一细节，而是以清明点题，舍弃了清明的无关紧要的细节，其本意并不在于渲染清明佳节，扫拜新坟、田野如市、遍满园亭等风俗和游乐，更无意歌颂“太平日久，人物繁阜”的升平景象，而旨在揭示远离故土，既不能返乡扫墓，也不能参与汴京清明游乐的船工与纤夫，仍在汴河上像往日一样要逆水行舟、冒险抢渡的真实情景。其实，就是这些被视为卑贱的劳动者为汴京庶众运来了赖以生存的食粮给用，他们正是维系京师繁荣的基本动力。
《清明上河图》中段虹桥部分
画面上一座大型的木拱桥横跨河上，将两岸街市相连，其桥无柱，桥身由上下两层拱骨相贯，互为承托，遂伸展成大跨度的飞桥，宛如一道飞虹。虹桥上的车水马龙，南来北往。推独轮车和骑马的、驮着米袋骡子，正要上桥，挑担的、拉客的、摊贩的，使本来很宽阔的桥面，变得狭窄起来。
画家利用河岸桥梁的高低曲折，引导欣赏者不断转移视点，或仰或俯，成为流动转折的视觉引导。画中最精彩处莫过于对舟船过虹桥的描绘，画面的节奏至此突然骤急，人、畜、舟、车聚集，犹如乐曲呈节奏韵律性，桥上人群的熙攘，桥下急流行舟的紧张，构成了画卷的高潮。画家围绕这座桥，充分施展了自己的绘画本领。画中的人物大小仅寸许，但是神态毕现，极为生动，就好象身临其境一样。
《清明上河图》下半段城楼部分
过了虹桥，汴河转向上方蜿蜒流去，出现熙熙攘攘、车水马龙之街景。汴京作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中官府衙门、民居宅院、作坊店铺、屋宇错落，林林总总。百业兴隆，酒楼店铺百肆杂陈，招牌幡幔目不暇接，饮食百货应有尽有。各类商店经营着罗锦布匹、沉檀香料、香烛纸马等，此外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九流三教，各行各业应有尽有。街市喧嚣，车水马龙，行人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热闹非凡。鼓楼下的驼队远道而来，行色匆匆，茶楼酒馆中的人则轻松悠闲……。
《清明上河图》下半段街市部分
《清明上河图》既是一件伟大的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珍品，同时，它还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为我们提供了北宋大都市的商业、手工业、民俗、建筑，交通工具等丰富的形象资料，百科全书。展开这幅的长卷，尤如步入12世纪我国繁华都市生活，其反映社会生活和物质文明的广阔性与多样性，有着文字难以替代的文献史料价值。《清明上河图》把北宋末期工商业发达的面貌，表现得淋漓尽致，是对北宋社会经济繁荣的赞歌，也是一曲凄凉的挽歌，图成不久，北宋沦亡。
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几个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第一、内容丰富。《清明上河图》在表现手法上，以不断移动视点的办法，即"散点透视法"来摄取所需的景象。大到广阔的原野、浩瀚的河流、高耸的城郭，细到舟车上的钉铆、摊贩上的小商品、市招上的文字，和谐地组织成统一整体，在画中有仕、农、商、 医、卜、僧、道、胥吏、妇女、儿童、篙师、缆夫等人物及驴、马，牛、骆驼等牲畜。 有赶集、买卖、闲逛、饮酒、聚谈、推舟、拉车、乘轿、骑马等情节。画中大街小巷 店铺林立，酒店、茶馆、点心铺等百肆杂陈，还有城楼、河港、桥梁、货船，官府宅第和茅棚村舍密集。 《清明上河图》中画有八百一十五人，各种牲畜六十多匹，木船二十多只，房屋楼阁三十多栋，推车乘轿也有二十多件。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为历代古画中所罕见。各色人物从事的各种活动，不惟衣着不同，神情气质也各异而且穿插安排着各种活动，其间充满着戏剧性的情节冲突，令观者看业，饶有无穷回味。
第二、 结构严谨 繁而不乱，长而不冗，段落分明。可贵的是，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主体突出，首尾呼应，全卷浑然一体。画中每个人物、景象、细节，都安排得合情合理，疏密、繁简、动静、聚散等画面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达到繁而不杂，多而不乱。充分表现了画家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和高度的画面组织和控制能力。
第三、在技法上，大手笔与精细的手笔相结合，善于选择那些既具有形象性和富于诗情画意，又具本质特征的事物、场面及情节加以表现。十分细致入微的生活观察，刻划每一位人物、道具。每个人各有身份，各有神态，各有情节。房屋、桥梁等建筑结构严谨，描绘一笔不苟。车马船只面面俱到，谨毛而不失全貌，不失其势。比如船只上的物件、钉铆方式，甚至结绳系扣都交待得一清二楚，令人叹为观止。
《清明上河图》在问世以后900多年里，它曾辗转收藏，几经战火，历尽劫难，多次幸免于难。据元代杨准跋云：“卷前有徽庙标题”，李东阳题云：“卷首有佑陵瘦筋五字签及双龙小印。”可证画题由宋徽宗赵佶钦定并亲书，此画亦应作于徽宗政、宣间(公元1111——1125年间)。 《清明上河图》 画幅上有金代人张著等金、元、明十三家题记，印记共90方，又半印6方。说明此图曾经被北宋、金、元、明、清内府和许多私人收藏过，流传有绪。
此画最初收藏应是宣和御府，北宋亡后，流到北方，入元进入皇家内府，被内府一个装裱匠用摹本偷换出来，到了明朝又落到奸相严嵩手里。传说，明朝文学家王世桢，他的父亲是当朝的尚书。王老太爷珍藏着宋代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他对这幅画珍爱备至，轻易不肯示人。但当朝权贵严嵩却对此画垂涎三尺，他依仗权势向王尚书索要该画，王尚书无法回绝，但又舍不得这幅画，于是连夜请来高明的画师，临摹这幅《清明上河图》。第二天，王尚书将这幅赝品交给了严嵩。本来这幅高明的赝品已将严嵩瞒了过去，但严府有一个极有经验的装裱匠，他向严嵩献谀求荣，指出这幅画的左下角，有一只麻雀脚踩着两片瓦，由此可知是赝品。严嵩于是大怒，找了个缘由便将王尚书打入大牢。王世桢为救父亲，不得不拿着《清明上河图》的真迹登严府求情。
明代李日华《味水轩日记》 沈德符所著《野获编补遗》都记载，明代大奸臣严嵩与其子严世蕃依仗权势，巧取豪夺《清明上河图》的故事。后人曾据此写过《一捧雪传奇》一戏，只是将《清明上河图》改成了“一捧雪”白玉杯。隆庆时，严嵩父子被御史邹应龙弹劾，终于官场失势，严世蕃被斩，严府被抄，《清明上河图》再度收入皇宫。
《清明上河图》到清朝后先由陆费墀收藏。陆费墀是乾隆时进士，他得图后也在上面矜印题跋。后被毕沅购得。毕沅，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进士。毕沅生平喜爱金石书画，家中收藏颇为丰富。他得《清明上河图》以后，与其弟毕泷（清代收藏鉴赏家）同赏，现今画上有二人印记。毕沅在关中任职时，对地方上的文物尽心修缮保护，不料这些却成了他的“罪行”。毕沅死后不久，湖广人民反清，清廷认为毕沅任湖广总督期间，“教匪初起失察贻误，滥用军费”，不但将毕家世职夺去，而且将其全家百口全部杀掉，家产连同《清明上河图》也被抄没入宫。
清廷将《清明上河图》收入宫以后，便将它收在了紫禁城的迎春阁内。嘉庆帝对其珍爱有加，命人将它收录在《石渠宝笈三编》一书内。此后，《清明上河图》一直在清宫珍藏，虽然经历1860年英法联军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两度入侵北京，洗劫宫室，但居然逃过了劫难，均未受损。
1911年以后，《清明上河图》连同其他珍贵书画一起，被清末代皇帝溥仪以赏溥杰为名盗出宫外，先存在天津租界内的张园内。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扶植下，建立伪满洲国，于是这幅名画又被带到长春，存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溥仪见大事不好，便乘飞机逃往大栗子沟，伪满皇宫因失火而一片狼藉。混乱之中，《清明上河图》等大批珍贵之物便在这场动乱中流散到了民间，194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长春。解放军干部张克威同志，通过当地干部收集到伪满皇宫流散出去的珍贵字画十余卷，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1947年，张克威同志调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作，临行前他将这十余幅卷轴交给了当时东北革命主要负责人之一林枫同志。《清明上河图》经林枫之手进了东北博物馆，后来又调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如今依然珍藏在故宫博物院中。
宋朝时经济空前繁荣，科技高度发展，航海业、造船业的不断进步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再加上国内的商业繁荣，宋朝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为后来大兴土木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当然，宋朝的大兴土木大部分并不是建立在百姓的生活困苦之上的，从宋朝的商业、交通便可看出百姓的生活状况良好、衣食可以保障。正如“衣食住行”这个词语，只有衣食可以保障，住行才有机会得以发展。
宋朝经济的繁荣带动了文化的发展。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时代，这推动了文学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宋的建筑风格。与唐朝相比，宋朝的建筑规模一般较小，多院落，出现了各种复杂形式的宫殿楼阁，例如宋朝开封的城市布局中，有很多小院落出现，并且亭子的形式较唐朝复杂，城市中还出现了高大的楼宇。
在建筑风格上，宋朝摒弃了唐朝时期的斗拱硕大、磅礴大气、质朴简洁的风格，转而以纤巧秀丽、曲线柔和、装饰华丽繁细替代，特别注重精细木件加工。例如宋朝时期杨府的门窗多刻有莲花、门当户对雕刻花瓣和叶子、门楣采用镂空雕花技艺......
同时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宋朝的木结构建筑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建筑用材上开始引入砖石材料，因为砖石材料的耐久性强，所以之前用来保护泥土墙体的建筑出檐逐渐变小，回廊开始逐渐消失。下图是唐、宋、清这三个朝代的建筑出檐对比。
宋朝建筑面积的大小与当时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例如宋仁宗时，富弼在京东安置河北流民居住时，根据当地城乡居民拥有住房的实际情况，采取了按主户户等分摊的办法：
一、州县坊郭等人户，虽有房屋人，缘见是出赁与人户居住，难得空闲屋室。今逐等合那口房屋间数如后：第一等五间，第二等三间，第三等两间，第四等、五等一间。
二、乡村人户，甚有空闲房屋，易得小可屋。合逐等合那口间数如后：第一等七间，第二等五间，第三等三间，第四等、五等两间。
那么按自家最少居住两间计，加上官方要求腾出的房间数，则城市第五等户最少有三间房，农村第五等户最少有四间房。这反映了：一，因为商业的发展，城市住房面积小于农村；二，因为商业的发展以及农业水平的提高，每户的财富积累不同，户等越高的主户，房子越多；三，因为自由商品经济观念的发展，城市房户大多出租，农村多空闲。
处于封建时代的宋朝，社会中有必不可少的等级划分，除了明显的服饰上面的区分，建筑上的等级划分也十分明显。例如古代建筑屋檐上的神兽有严格的规定皇宫金銮殿的神兽用十个外，其他建筑上都要用奇数，数目应根据建筑的等级而相应增减。就现今的故宫建筑来说，太和殿用了十个，天下仅此一处，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中和殿和保和殿只有九个，皇帝居住和处理日常政务的乾清宫，也用九个；坤宁宫原是皇后的寝宫，用七个；妃嫔居住的东西六宫，用五个；某些配殿，只用三个甚至一个。雍和宫各大殿上的神兽以法轮殿和万福阁为最，均为7个，因此二殿系寺院的中心建筑，神兽的数量是随着宫殿等级的抬升而逐渐增加的。在州县的建筑中，带有龙、凤的很少，神兽数目一般都在五个以下。
建筑的颜色也有等级区分。黄色，皇帝专用的颜色，使用在皇帝的行宫、住所等，如开封龙亭，屋顶为黄色，墙体为红色。（宋代油漆的大量使用，以及印度佛教的影响，建筑颜色突出为红色。这一时期的色彩反映了当时的主流文化。宋代喜欢稳而单纯、清淡高雅的色调，是受了儒家的理性主义和禅宗的哲理作基础的宋代社会思想影响。）绿色，仅次于黄色，用于王公大臣，宗教寺院等建筑，如包公祠、开封府的屋顶颜色都为绿色，墙壁颜色也为红色。
在这些宏大的建筑中，有很多细节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是前面提到的脊兽，它们是中国古代汉族建筑屋顶的屋脊上所安放的兽件，按类别分为跑兽、垂兽、“仙人”及鸱吻，合称“脊兽”。其中正脊上安放吻兽或望兽，垂脊上安放垂兽，戗脊上安放戗兽，另在屋脊边缘处安放仙人走兽。因为中国古建筑大都为砖木结构，屋脊是由木材上覆盖瓦片构成的。檐角最前端的瓦片因处于最前沿的位置，要承受上端整条垂脊的瓦片向下的“推力”，并且如果毫无保护措施也易被大风吹落。因此，人们用瓦钉来固定住檐角最前端的瓦片，在对钉帽的美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种动物形象，在实用功能之外被赋予了装饰和标示等级的作用。例如，螭吻所安放的位置，恰是屋顶和山墙交汇的结点所在。如果不加以严密封堵，雨水很容易渗入建筑物主体，而破坏整栋建筑物。运用整体构件安于此薄弱环节处，是封堵雨水渗透的最好办法，建筑物长期安全使用才成为可能。这些就是螭吻的实用价值。梁思成先生评价道：“使本来极无趣笨拙的实际部分，成为整个建筑物美丽的冠冕”。
再一个是挂在屋檐下的惊鸟铃，现今都叫做“风铃”，顾名思义，惊鸟铃的作用就是当风吹过时惊吓鸟类，保护廊内的花花草草。风铃还有一个名字是“铁马”，古称“铎”，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占卜，也有人用它判断风向。“铃铎” 是佛教法器之一，也被称为“手铎”、“手铃”、“宝铎”、“风铎”、“檐铎”等，通常用“金、铜、铁”等金属制造。寺庙里的风铃是宗教的重要器物，上面还会雕像、刻咒。寺庙建筑屋檐下的风铃，清脆之声庄严宁静，似在时时惊醒世人之意。警示世人遁入佛门，修行切记静心养性；同时，寺庙的风铃还有祈福、辟邪之寓意。
再次是建筑飞檐，为什么不是直接斜着下来二十末端上翘？我们的祖先想出在周围柱子的外侧，包以较厚的墙壁，除了阻挡风雨寒流与太阳热度不侵入室内以外，还可使梁柱不因风压发生偏斜而影响整个房屋的安全。然而，黏土筑成的墙坯外面虽涂刷石灰，仍经不起长期风雨的剥蚀，于是将屋檐向外挺出，更好地保护周围的墙壁。可是，房屋的规模越来越大，它的墙身因之加高，屋檐也挑出更长。太长的屋檐虽然保护了墙身，但也妨碍了室内的光线。另外，为了便于屋面排除雨水，就得把屋顶做成很陡的坡形。可是陡屋顶会使急泻下来的雨水溅得很高，这对墙脚、柱基都是不利的。于是最理想的屋面是，上部坡度大，下部较平坦，而中部略呈凹陷形状。这种悬挑出来向上反曲的屋面，不但釆光好，也便于泄水缓冲，保护房脚。如果采取四面泄水的方式，它的四角自然而然为反翘形式，结果就产生了斗拱飞檐的屋顶。
最后是斗拱。古代几乎每种建筑中都有斗拱存在，它在建筑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它位于柱与梁之间，由屋面和上层构架传下来的荷载，要通过斗拱传给柱子，再由柱传到基础，因此，它起着承上启下，传递荷载的作用。
二、它向外出挑，可把最外层的桁檀挑出一定距离，使建筑物出檐更加深远，造形更加优美、壮观。在它成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作为构件大小的基本尺度（“模数”制）后来的斗拱逐渐变为装饰（后来采用砖墙，出檐变近许多，作用减少），也是区别建筑等级的标志。越高贵的建筑斗拱越复杂、繁华。
三、它构造精巧，造形美观，如盆景，似花篮，又是很好的装饰性构件。
四、榫卯结合是抗震的关键。这种结构和现代梁柱框架结构极为类似。构架的节点不是刚接，这就保证了建筑物的刚度协调。遇有强烈地震时，采用榫卯结合的空间结构虽会“松动”却不致“散架”，消耗地震传来的能量，使整个房屋的地震荷载大为降低，起了抗震的作用。中国古建筑屋顶挑檐采用斗拱形式的较之没有斗拱的，在同样的地震烈度下抗震能力要强得多。
斗拱是榫卯结合的一种标准构件，是力传递的中介。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斗拱是建筑装饰物，而研究证明，斗拱把屋檐重量均匀地托住，起到了平衡稳定作用。
宋代建筑布局是历史上的一个突破。宋东京汴梁，是一个因大运河而繁荣的古都。五代开始成为政治、经济中心，后周正式定都于此，北宋更为富饶，人口近百万。城三重相套，第二重内城即唐时州城，史载“周二十里五十步”，内城中心偏北为州衙改建成的宫城，最外郭城，周40余里。由宫城正门宣德门向南，通过汴河上的州桥及内城正门朱雀门到达郭城正门南薰门，是全城纵轴，州桥附近有东西向的干道与纵轴相交，为全城横轴。城内有寺观70余处，城外有大型园林金明池和琼林苑，这些都丰富了城市景观。随着城市经济的逐渐发达，开始临街设店，宋代的城市正式取消了唐代的里坊制度和集中市场制，准许邻街设店。这使此后的都市面貌多样化，丰富了市民生活，也改变了都市规划的结构。可以从宋画《清明上河图》清楚地看到这些。
宋代的桥梁建筑也是一大特色。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从东水门外七里，曰虹桥。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饰以丹雘，宛如飞虹，其上下土桥亦如之。”北宋汴河上原来并没有这种无柱桥，由于汴河水深流急，船只在过桥时经常撞在桥柱上，舟毁人亡的事情时有发生。仁宗年间，山东青州一个普通的“牢城废卒”，首创飞桥成功：“垒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数十相贯，架为飞桥，无柱。”(《渑水燕谈录》)其桥坚固实用，很受欢迎。后来，宿州太守陈希亮仿照这座桥在当地的河上又建了一座无柱桥获得成功，结果受到仁宗皇帝的嘉奖，并下令将东京至泗水段汴河上的桥全部改为飞桥，这其中就包括东京东水门内外的上土桥、下土桥和虹娇。汴河航运因此而变得非常便利。汴河漕船和其它大船可以通过东水门一直到达市中心的大相国寺门前。虹桥体现了北宋匠师精湛的技术造诣和大胆的首创精神。我国一位桥梁专家称：“汴水虹桥的结构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不但在中国桥梁史上，就是在世界桥梁史上，也有崇高的地位。”
宋朝的商品经济繁荣，催生了勾栏瓦舍场所的出现，其建筑构造也比较特殊。瓦舍──城市商业性游艺区，也叫瓦子、瓦市。瓦舍里设置的演出场所称勾栏，也称钩栏、勾阑。勾栏的原意为曲折的栏杆，在宋元时期专指集市瓦舍里设置的演出棚。瓦舍的规模很大，大的瓦舍有十几座勾栏。勾栏的建造形制借鉴了当时神庙戏台的一些特点，设立戏台和神楼，又考虑了对观众的安置建造全封闭的形制，四周围起，上面封顶，演出可以不考虑气候和时令的影响。在其内部，一面建有表演用的高出地面的戏台，戏台上设有乐床。其后是戏房，戏房通往戏台的通道称为“古门道”或“鬼门道”也就是上下场门，其他面则是从里往外逐层加高的观众席，叫腰棚。其中正对戏台而位置较高的看台又叫神楼。观众席里又有最上等的座位叫青龙头，位于靠近戏台左侧的下场门附近。勾栏实行商业化的演出方式，对外售票。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剧场的正式形成。
综上所述，宋朝建筑虽承袭唐朝，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应用，宋朝建筑无论从风格上还是形制上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与宋代社会的进步以及古代社会的逐步变迁。
图片:http://luoheng621006.nease.net/qmsht001.jpg
资料:
清明上河图的介绍：
《清明上河图》是一幅具有历史价值的风俗长卷。作者通过对清明节日北宁都城汴梁（今开封）
和以虹桥为中心的汴河两 岸各阶层人物活动情景的描绘，集中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一些
侧面。翰林张择端（公元十二世纪），山东诸城人，是北宋末期职业画家，曾在画院任职，擅长画人
物、楼阁、舟车等。图中所绘城廓市桥屋庐之远近高下，草树马牛驴驼之大小出没，以及居者行者，
舟车之往还先后，皆曲尽其意态而莫可数记，全幅场面浩大，内容极为丰富。画家用高度概括和集中
的手法，广泛而细致地描写了各种复杂的社会形象和民俗风貌。《清明上河图》这一不朽杰作，无论
从绘画艺术价值或从历史价值而言，皆堪称国之瑰宝。
《清明上河图》长525厘米，宽25.5厘米，其中计有人物684个，牲畜96头，房舍122座，轿子8
顶，舟船25只，树木124棵。
《清明上河图》画卷，北宋风俗画作品。传世名作、一级国宝。《清明上河图》是中国绘画史上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不但艺术水平高超，而且围绕着它还流传下来许多有趣的故事。
作者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宋徽宗时为宫廷画家。少年时到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游学，后习绘画，尤喜画舟车、市桥、郭径，自成一家。《清明上河图》是张择端的代表作，曾经为北宋宣和内府所收藏。绢本、淡设色，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原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明上河图》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代首都汴京（今开封）郊区和城内汴河两岸的建筑和民生。该图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京城汴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和自然风光。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画面中，画中人物500多，衣着不同，神情各异，其间穿插各种活动，注重戏剧性，构图疏密有致，注重节奏感和韵律的变化，笔墨章法都很巧妙。全图分为 三个段落。
首段，汴京郊野的春光：
在疏林薄雾中，掩映着几家茅舍、草桥、流水、老树、扁舟。两个脚夫赶着五匹驮炭的毛驴，向城市走来。一片柳林，枝头
刚刚泛出嫩绿，使人感到虽是春寒料峭，却已大地回春。路上一顶轿子，内坐一位妇人。轿顶装饰着杨柳杂花，轿后跟随着骑马
的、挑担的，从京郊踏青扫墓归来。环境和人物的描写，点出了清明时节的特定时间和风俗，为全画展开了序幕。
中段，繁忙的汴河码头：
汴河是北宋国家漕运枢纽，商业交通要道，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人烟稠密，粮船云集，人们有在茶馆休息的，有在看相算命的，
有在饭铺进餐的。还有"王家纸马店"，是扫墓卖祭品的，河里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
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正紧张地卸货。横跨汴河上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木质拱桥，它结构精巧，形式优美。宛如飞虹，故名
虹桥。有一只大船正待过桥。船夫们有用竹竿撑的；有用长竿钩住桥梁的；有用麻绳挽住船的；还有几人忙着放下桅杆，以便船
只通过。邻船的人也在指指点点地象在大声吆喝着什么。船里船外都在为此船过桥而忙碌着。桥上的人，也伸头探脑地在为过船
的紧张情景捏了一把汗。这里是名闻遐迩的虹桥码头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名副其实地是一个水陆交通的会合点。
后段，热闹的市区街道：
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等。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
香火纸马等的专门经营，此外尚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大的商店门首还扎“彩楼
欢门”，悬挂市招旗帜，招揽生意，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做生意的商贾，有看街景的士绅，有骑马的官吏，有叫
卖的小贩，有乘座轿子的大家眷属，有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听说书的街巷小儿，有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
弟，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备。交通运载工具：有轿子、骆驼、牛马车、人力车，有
太平车、平头车，形形色色，样样俱全。绘色绘形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总计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五百五十多个各色人物，牛、马、骡、驴等牲畜五、六十匹，车、桥二十多辆，大小船只
二十多艘。房屋、桥梁、城楼等也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描写北宋汴京城一角的现
实主义的风俗画，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水平。
绘画史上名为《清明上河图》的画幅很多，但真本毕竟只有一幅。经过众多学者、专家对这一专题的研究，大家意见基本一
致，都认为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这幅是北宋张择端的原作。其它的同名画作，均为后来的摹本或伪托张择端的臆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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